邵东县发展规划.docVIP

新华网湖南频道长沙2月22日电（记者谭剑　陈文广）随着《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近日被国务院正式批复，位于中国中部湖南省的湘江流域再次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尽管该规划的详细内容还没有披露，但湘江肯定将成为此次大规模污染整治的重点之一。”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谢立说，这对于湖南提出将湘江打造为“东方莱茵河”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将产生重大助力。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中央政府投入到重金属污染防治领域的资金将数以百亿元计，整治内容既包括对铅、汞、铬、镉、砷等污染企业的整治，也包括对污染土地的恢复，以及对受害儿童的及时救治。 作为“中国重金属污染最重”的河流之一，湘江的重金属污染整治具有一定的指标性意义。这条全长865公里的河流，集中了湖南70％以上的ＧＤＰ和60％以上的人口。近年来，一系列“血铅”超标事件和最近颇受关注的“镉米”风波，都使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话题变得格外沉重。 历史资料表明，1971年湘江流域已出现部分江段饮用水重金属严重超标现象；1978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湘江已列为当时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此后30多年，湘江流域一直陷于经济发展与污染加剧的矛盾与纠结中。直至2007年，依托湘江流域的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获批为中国首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湘江治污纳入社会战略发展的高度，也使得治理湘江进入实质性阶段。 2008年6月，“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启动，时任湖南省长周强首次提出：要将湘江打造成东方的“莱茵河”。 2009年4月，湖南省与国家环保部达成《共同推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合作协议》，湘江首次被纳入全国大河大江整治范围。 随后，湘江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迎来空前规模的投入，进入“治理加速期”。据谢立介绍，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三年行动”前后共投入资金170多亿元，湘江流域内共完成环境污染整治项目1148个，其中关闭、退出、停产企业567家，限期污染治理项目511个，搬迁治理企业6家，建成64座污水处理厂，新增生活污水处理能力255万吨／日。 同时，围绕减排而建立的一系列环境考核机制也开始在流域内逐步推广。这些机制包括对市、县推选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推出省级财政生态补偿、建立环境资源交易市场等。 “尽管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治理湘江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污染远非一蹴可就。”谢立说，下一步湘江重金属污染整治面临的将是一些更难啃的“硬骨头”。 历史遗留污染是“十二五”期间湘江重金属污染整治面临的最大难题。湘江流域是中国有色金属分布很密集的地区，过去河流两岸大量有色金属采、选、加工企业留下数量巨大的工业废渣，其中含有大量有毒重金属元素，彻底治理难度极大。此外，湘江沿岸地区长期受重金属污染的农田，若要恢复生态功能，不仅需要巨额投入，还面临许多技术难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借鉴更多的国际经验”，谢立说：“我们已考察了美国、澳大利亚、挪威等多个国家的治污技术与工作机制，但更多地借鉴莱茵河的污染治理经验。” “莱茵河在区域间污染共治、环境法制建设、民间环境监督等很多层面，都值得借鉴。”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官员刘帅说，目前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正在酝酿制订一部专门针对湘江污染治理和开发的地方性法规《湖南省湘江流域管理条例》。 刘帅认为，无论是“三年行动计划”还是“十二五”期间的重金属专项整治，对于污染积弊已久的湘江流域来说，都只是一个阶段性过程。 谢立说，在关停沿岸污染企业的目标初步实现后，下一步湘江治污还将经历消化历史包袱和生态逐步恢复的过程，相信经过不懈坚持，湘江的生态环境将有大的改观。 追溯河流健康的源头 　　讨论河流健康，首先应该讨论“生态系统健康”概念。这可以追溯到1972年，詹姆士·洛夫卢克(James Lovelook)提出了“地球女神假说”(Gaia Hypothesis)，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超级有机体，生物进化与环境变化是耦合的过程，生物通过反馈对气候和环境进行调控，造就适合自身生存的环境。基于这一理解，健康的概念就从个体(临床医学、兽医学)的尺度延伸到了生态系统。 　　但是，生态系统健康概念一经提出就伴随着争议。多数学者都认为，不能笼统地说生态系统是有生命的。原因有三：一是生态系统不像动物那样具有神经系统，可以对身体进行实时调控以适应环境；二是生态系统不像生物那样有明确的物理边界(如细胞膜、皮肤)；三是生态系统是否具有相对它自己的最佳状态仍不清楚，人们难于找到生态健康的“参考状态”。 　　河流健康是生态系统健康概念的一种派生。上世纪80年代在欧洲和北美开始了河流保护行动，许多国家通过修改、制定水法和环境保护法，加强对河流的环境评估和生态保护，“河流健康”的概念也相应出现。 　　但是，与生态系统健康一样，河流健康概念同样受到了质疑。有学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