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国的危机”会议论文大纲.pdfVIP

“十九世纪中国的危机”会议论文大纲 地方传统与社会转型 ――论清末潮州社会向“侨乡”的转变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陈春声 一 勿庸置疑，十九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在不同的地方 文化传统和地方性制度之下，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本文讨论清代末年广东潮州地 方社会向“侨乡”的转变，以说明社会转型时期，原有地方传统在“型塑”新社会过 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广东东部的潮州和相邻的福建南部漳州、泉州等地百姓，至迟从汉唐以来，就一 直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其日常生活和家庭生计直接与海上活动密切相关。明朝一反宋 元时期政府容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有限度的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 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以严刑峻法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其结果 就是使当地的百姓成为著名的“漳潮海盗”，这些违法犯禁的武装集团自由来往于海上， 并操有实际海上利益，影响最深。清代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以后，由于海上贸易的合 法化，潮州百姓海上活动的历史传统得以“合法”保持，该地区很快发展成为国内重 要的海上贸易区域。乾隆年间开始鼓励本国商人到暹罗等地买米回国，潮州府作为当 时国内最严重的粮食短缺地区之一，洋米入口利润更加丰厚1，位于韩江入海口的澄海 县更是很快成为国内帆船运输业最发达的地方之一： 惟是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卒操奇赢，兴贩他省。上溯津门，下通台厦。象犀 金玉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悉由澄分达诸邑。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 1 参见拙著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34-36，54-57。 1 潮所仰给。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 2 来者，不下千百计。高牙错处，民物润丰，握 持筹，居奇囤积，为海隅一大都会。 潮州沿海地方文化传统与王朝的法令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地域社会的历史面 貌。其实，不管朝廷的制度如何，海上贸易的活动始终在进行着，所不同的，是由官 方界定的在海上活动的人的身份的变化，以及贸易活动性质的差别。这一历史传统， 在 19 世纪后半期，面对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使地方社会表现 出其足够的适应和包容的能力。 二 近代贸易方式和近代城市的出现，并未给潮州乡村带来明显的破产或萧条景象， 相反的，人们看到了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正在成为“侨乡”地方社会的新的发展。 著名的樟林港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点。 樟林位于韩江支流北溪的出海口，从明代中叶起，一直隶属于潮州府澄海县。清 代乾隆年间，它发展成为广东东部最著名的近海帆船贸易口岸。在 18 世纪，不但地方 的文献对该港口的情况有详细描述，就是琉球的《历代宝案》和巴达维亚华人公馆档 3 案，也屡屡提到从樟林港出发的海商的活动 。。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距樟林仅 30 余公里的汕头成为新增的通商口岸。轮船时代 的到来，使原来樟林赖以繁荣的帆船贸易日渐式微，1991 年潮海关税务司辛盛(C. L. Sinpson)在《1882 年--1891 年潮海关十年报告》中描述这一变化： 从事于与其它各口岸贸易的本地船只总数不超过 80 艘。如果追溯到 1885年，我们发现航海民船不下400只；到1869年减少至300只左右；1882 2 嘉庆《澄海县志》卷8，埠市。 3 参见《历代宝案》第六册，台湾大学1972年版，页3666－3667；包乐史编《公案簿》第一辑，厦门大 学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清代樟林港的贸易情况，已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例如，可参见田汝康 《17--19 世纪中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