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研究评述.docVIP

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研究评述* [美]戈登.马歇尔（Gordon Marshall） 刘建洲 译校 为什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革命阶级？在力图解答这一问题的时候，不同的评论者日益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谋”（collusion）的相关因素上。在直接高压政治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共谋”共同存在，很久以来就已经得到认识。譬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建议，君主在采用暴力的同时，也不妨使用欺诈的手段。因为历史教训已经证明，仅仅凭籍暴力本身是不足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反之，“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仅凭欺骗就能够得逞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Walker编，1975：244；364；392-393）。即使是霍布斯（Hobbes）的论述，也并未对这一论题作太多的推进。霍布斯认为：强者仅仅只能使得那些弱者处于经常性的屈服状态。要想普通大众远离指向国家的不满、抱怨和暴乱，不仅暴力是必要的，同时宗教、法律以及政治的“欺骗”也是必要的（Hobbes，1949：59-60）。由霍布斯的上述数个“欺骗”出发所引发的理论之路可谓漫长而崎岖，无论它导向的是由帕森斯（Parsons）的终极价值体系所确保的规范共识（normative consensus），抑或是由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所再生产的阶级统治的诸多条件（Parsons，1935；Althusser，1971）。正如理论家们倾向于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去解释为何工人阶级没有成为革命的阶级一样，本章的主要旨趣在于揭示：有助于我们对工人阶级意识的性质进行理解的经验研究，已经陷入到一种僵局之中。工人阶级意识的诸多理论，似乎已经超出了其经验基础之外，超出了它们的方法论的能力之外；而正是在这些方法论的基础上，这些理论被惯例性地建立起来并为自身的正当性提供辩护。我将要特别指出的是：工人阶级意识研究已经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一种介于工人阶级工具论（working class instrumentalism）与工人阶级矛盾论（working class ambivalence）之间的僵局。我的看法是所有这些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解释，一方面无助于洞烛工人阶级意识，另一方面或许还是错误的解释。当然，本文还将证明这些理论解释并不能为其所依赖的调查或态度测量的数据所证明。总而言之，我所关注的乃是一种替代性的研究方案，它尽管或许是不很时髦却能够推动分析，且能够避免上述两种通行的分析策略所具有的明显局限性。 工人阶级“工具论”与工人阶级“矛盾论” 回顾工人阶级意识文献的社会学家们，会很自然地区分出两种对于工人被动性的不同解释。这两种解释一种强调工人阶级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另一种解释则强调工人阶级的“合作性”（incorporation）。戴维.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将工人分为传统工人、传统的分化者或私有化的工具论者三种类型。各种流传于美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碎片化的理论，通常可以看成是第一种理论解释的代表，它强调的是工人阶级的异质性。在这里，意识直接与社会结构因素或个人特质联系在一起。既然劳动者被分割为具有不同的市场和工作境遇的片段，具有不同的生活经验，那么完整的阶级意识之所以缺席的原因，很容易被解释为工人贵族兴起，或被归结为新兴工人阶级与传统工人阶级的分化，或归因于施加在少数群体身上的歧视而导致的裂隙上，或归咎于双重或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运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参见Lockwood，1975）。 最近，这一方法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关于社会阶级以及一般资本与劳动划分的所谓“边界问题”的讨论中。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理想类型的无产阶级当然是全职且具有阶级意识的男性工厂工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显著特征，如非体力职业的不均衡增长，经济中服务业的迅猛扩张，女性在正式劳动力市场中的日益增加的参与（尽管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特殊的领域），选举行为的不断普及，白领工会的成长，都时刻向历史唯物主义者们提出一个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将通常被称为“工人阶级”这个社会阶层所包含的市场和工作境遇的多样性，进行概念化（conceptualize）？这一多样性对于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会产生何种后果？一言以蔽之，现在谁是革命的制造者？ 这一争论的主要参与者——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1979）、古格利尔莫.卡切迪（G..Carchedi）（1977）、埃瑞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1978）都试图在保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将这些变化“理论化”。他们的中心概念如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矛盾的阶级位置（contrad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