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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的组织特征、流动规律及艾滋病 防治对策研究——以四川省Y 县为例 内容摘要：我国艾滋病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经性途径传播比率逐年上升。女性商业性 性服务者作为艾滋病易感人群，受到来自医学科学、社会科学和多方力量的关注。本文把女 性商业性性服务者作为文化的组织进行研究，在成功掌握这一群体组织特征、流动规律的基 础上，给予艾滋病防治本土的组织性应对策略，提供人类学在当今社会难题解决过程中的应 用实践。 关键词：性服务者；艾滋病；人类学；文化；组织；流动 1、引言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艾滋病高危行为发生者之一，女性商业性性服务提供者（以下简称性 服务者），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姐、妓女.[1]近年来，这一群体的艾滋病感染比率不断提高， [2] 日益严峻的现状促使政府将在性服务者等艾滋病高危行为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预防和干预 提上日程。 本文关注的就是如何从人类学的角度设计有效的文化与应用实践，为解决这一社会难题 提供政策建议。 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疾病尤其是性病和性服务者的生活是紧密相联的。论及 这个问题，建国前的资料往往集中于花柳病的类型、患者的悲惨下场、控诉旧社会娼妓制 度等，而性病流行状况、治疗过程、健康观念等的观察则是缺乏的（王书奴，1998；武舟， 1990；孙国群，1988；李文海，2005 ）.建国后，禁娼政策的有力实践曾一度杜绝了卖淫嫖 娼现象，新政府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根除性病的工作中，此时疾病的治疗已经超越个人健 康的需要，强调为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一夫一妻制的实行）的政治话语服务 （贺萧，2003；北京市公安局，1988；天津市公安局档案馆，1950；杨法曾、贺宛南，1988）。 改革开放后，性交易活动再度兴起并迅猛增长，性传染病在根除近20 年后再度出现。卖淫 现象在中国重新得到重视，一方面旨在防止其危害既定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缘于其对公众 身体健康的不利影响；恰逢其时流行于全球的艾滋病作为社会控制和关注公众健康的载体，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境中发挥着作用。这体现在：性病和卖淫之间存在的联系使政府把控制 卖淫作为控制和减少性传染疾病和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手段（Evans ，1997）；同时艾滋病的 性传播被利用为中国的性革命出现以后整肃性道德的最后一线希望 （潘绥铭，2002 ）. 然而，种种措施并没有阻挡艾滋病前行的脚步。20 世纪90 年代，我国艾滋病流行进入快速 增长期，经性途径传播比率逐年上升，[3]社会政策的倾斜及大量国内外组织资金的注入推 动政府在高危行为人群中开展了一系列防艾干预实践。[4] 进入21 世纪，艾滋病不再是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媒体建构的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 会的象征，政府部门和各方力量采取更宽容、更人性化的防治措施针对艾滋病高危行为 而非高危人群进行干预。 性服务者的健康与疾病问题，终以前所未有的重要姿态，在道德风化控制的缝隙中呈现 在公众视野中。 诚然，艾滋病的流行与传播无疑为性服务者的健康保障搭建了政策语境下的快捷平台， 如今政府和民间组织可以公开地通过各种途径关怀这一群体；然而现实的状况却不容乐观。 首先，社会公众道德化的歧视迫使性服务者转入地下，隐蔽性和流动性强，我们很难找 到她们，毋需说有效地控制疾病；其次，政府在采取保护性（鼓励和帮助高危行为人群改变 不安全行为）或惩罚性（对高危行为人群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击）的决策上陷入逻辑的两难（夏 国美、杨秀石，2005 ），一些初具规模的干预模式和经验往往由于部门间的职能冲突而遭中 断。 同时，医学科学一直主导着包括性服务者在内的各类高危行为人群的防艾实践的话语权， 其对致病原因与临床病症的关注忽视了疾病产生和流行的结构和文化等质性因素；上述诸种 状况导致了性服务者防艾宣传和干预工作单一化、分割化的现状，即生物医学思路不能随人 群流动而及时调整和转换，从而无法有效和持续地开展工作。 社会科学力量的参与有助于此类问题的解决。人类学的经验研究对于艾滋病防治事业的 贡献及创新之处在于，其对世界观（某一人群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与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 对于理解艾滋病危险性以及设计干预方案起着重要的作用（Michael Duke、李江虹，2006 ）。 同时，其一贯倡导的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有助于与性服务者的接近和交流。本研究的田野 工作表明，掌握性服务者的组织和流动特征是找到目标人群并有效控制疾病的方式之一。 这是基于人类学对于社会组织的文化观察得出的本土应用性策略，也为更好地贯彻相关 政策提供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