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 求解述评 赵国杰.docVIP

“李约瑟难题”求解述评 赵国杰 路磊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8-24） 一、问题的提出 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曾明确指出，无论是在以前的千余年，还是近五百年，中国的科学“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一直在稳缓地前进”；而西方在经历了“几乎没有任何技术上的建树”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来了，发生了科学大革命”。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为什么这种科学的大振兴或大革命，不在中国或印度发生，而是在西方发生？”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如何破解“李约瑟难题”？李约瑟“破解”的答案是：中国是“官僚体制”，此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现代的过渡，故而落后了。 本文旨在比较国内对李约瑟难题较有代表性的4种解答，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金观涛、刘青峰的整体研究方法及其解答〔1〕 金观涛等引进了一种“整体研究方法”来解答李约瑟难题。整个研究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科学技术的整体观。他们认为，西方在17世纪后出现科学技术革命，是由于确立了保持科技加速发展的“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第二部分是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诞生与成长。他们发现，这是西方不断演变的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三部分是整个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规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结构不可能向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转化。 从17世纪，中国科学技术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实际上是因为西方科学技术出现了加速发展。因此，分析西方近代科技加速发展的机制，就成为解决李约瑟难题的一个出发点。金观涛、刘青峰从图一和图二所标示的特点，即中国的科学理论、实验和技术三条曲线长期相互分离，技术线远高于理论线、实验线；而西方的三条曲线相关性性较大，而且自16—17世纪始迅速趋向紧密结合且按指数加速上升的巨大差异中推测，西方的科学技术结构，即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之间在16—17世纪后形成了某种相互促进的结构，从而加速了它的发展。金观涛、刘青峰进一步考察西方科学技术净增长趋向图一后认为，16、17世纪时，西方科学理论和实验成果的增长出现高峰，且峰值相互交替，正是理论→实验→理论循环加速机制作用的结果。而图中技术成果并没达到相应的结果，这表明技术→科学→技术这第二个循环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从历史上看，16、17世纪的确仅仅确定了构造性自然观和受控实验系统。技术发展高峰的出现要等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这表明，科学成果的社会化需要两个历史条件，一个是开放的市场经济结构的确立，一个是适应构造性自然观和受控实验系统的近代开放性技术结构的形成。 至此，金观涛等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在17世纪后形成的近代科学技术结构，使得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日益加速并超过了中国。这个近代科学技术结构是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其理论结构为构造性自然观，实验结构为受控实验体系，技术结构为开放性技术体系，它们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则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循环加速发展的内部机制。（参见图三） 　　 ┌───────┐ ┌────────┐ 　　 │ 科学理论: │───→│ 科学实验: │ 　　 │ │←───│ │ 　　 │ 构造性自然观│ │ 受控实验系统│ 　　 └───────┘ └────────┘ 　　 │ ↑ │ ↑ 　　 ↓ │ ↓ │ 　　 ┌────────────────┐ 　　 │ 技术: │ 　　 │ │ 　　 │ 开发性技术体系 │ 　　 └────────────────┘ 图三、近代科学技术结构 那么，为什么西方能确立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而技术发达的古代中国却不能呢？ 金观涛、刘青峰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十分适应的。据金观涛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不同于欧洲封建领主经济的地主经济，政治结构是大一统的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是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这三个子系统相互适应，相互调节。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政治形态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主经济，决定了它的技术结构是“大一统型”的，封闭性的。理论和实验结构则与以儒家为正统、道家为补充的文化结构相适应。儒家直观合理外推的思想方法以及伦理中唯心主义的哲学观，使得中国古代科学理论成为具有无神论与经验论倾向的有机自然观，实验相比之下格外薄弱，它是经验的、神秘主义的和非受控的。如图四所示。 　　 ┌───────────────────┐ 　　 │ ↓ 　　 ┌────┐ 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