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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吴语变调和北京话轻声的关系 李小凡 壹 连调和轻声界限的模糊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语言事实揭示，吴语广用式一类的连读变调与北京等方言的轻声有 着某种相似性。于是，一些学者开始思考这两种语言现象的关系。平山久雄《从历时观点论 吴语变调和北京话轻声的关系》较早注意到吴语连读变调和北京话轻声的共性，提出了富有 启发性的思路。我们赞同平山先生打破“吴方言的变调和北京话的轻声是两回事情”的老观 念，树立二者“基础是共同的……是密切相关的”新认识，也赞同他将变调和轻声与语法因素 相联系的思路。至于二者的基本共性究竟何在，以及它们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如何，本文则将 提出不同的看法。 过去一般将轻声和连读变调看成两种不同的语流音变。轻声不同于变调的特点有以下 四方面：字音的时间缩短(音长缩短)、字调的音程变窄(音强减弱)、失去固有调型(音高变化 音特点并不总是能轻易地将二者分开。例如，温岭方言有三类轻声：第一类最轻，也最容易 识别；第二类中轻，有时与第一类不好分；第三类略轻，接近于非轻声。第一类轻声不区分 调值。第二类轻声根据声母区分阴阳，根据韵母区分舒促。第三类轻声字音的缩短不明 显，也不失去原有调型或引起声韵变化，例如，。五斤[时1t口in33]，粗听时不易听出轻声，通 过比字才能听出它比“五经[对1t口in33]”略短(李荣1992)。又如，敦煌方言“表现出严重 的‘轻声化’倾向”，但轻声。既不轻也不短”，“这种现象在西北方言里比较普遍”(曹志耘 1998)。近年来，关于轻声不轻的报告越来越多，分布地域也越来越广。连读变调和轻声 的界限似乎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情况从反面提示我们，二者可能存在着我们尚未充分认 识的深层共性。 吴语的连读变调与北京等官话方言的连读变调不同，它有广用式和窄用式两种不同的 连调模式。随着吴语连读变调研究的深入，广用式连调和轻声的共同点逐渐被揭示出来。 王韫佳(1998)对江淮官话海安方言的研究显示，“轻声在这种方言中虽然总的说来短于非轻 声，但在某些声调后却可以不短。轻声与非轻声在长短上的差异也没有北京话那么大。海 安话轻声的最大特色是其音高与前面非轻声的音高存在特殊关系，即轻声获得前字底层声 调的终点音高特征，前字则保留了其底层声调的起点音高特征。这种关系与上海话二音节 复合词中前后字声调的关系极为相似。”王福堂(1999)将吴语广用式连调称为声调包络，认 为“声调包络(右扩展型)中除前字以外的音节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特殊的轻声，声调包络是 轻声现象的特殊发展”，而反过来也可以说，“轻声也是一种变调”。 魏刚强(2000)在思考连读变调和轻声的关系时，始而认为“萍乡话的非重音尽管在语音 上跟通常所说的‘轻声’没有多大两样，但它并非轻声……轻声的音高取决于前字的调值，而 萍乡话非重音的调值完全取决于其本调，与前字无关。萍乡话的非重音只是一种变调。”继 而又认为“萍乡话有两种轻声”。。广用式连读变调产生的短调纯属调值的轻声”。此外还 ·44· “有一类读得很短的字，不论原调是什么，在上声之后一律读[r]4调。显然，这类字兼属调 类的轻声”。他的后一种思路扩大了轻声的内涵，从而将变调也包容进去。在一定层面上将 连调和轻声作同一性处理，并用同一个术语来概括的尝试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把轻声视为调 类就混淆了音位分析和音变分析的界限，很容易造成理论上的混乱。我们不妨改用其他的 思路来进一步探讨连调与轻声的同一性。 贰聚合性连调和轻声的同一性 平山久雄(1992)认为，吴语广用式连调和北京话轻声的共性在于前字都读重音，后字都 相对轻读。进而推测这种情况源于汉语祖语：在汉祖语中有前重和后重两种格式，前者是偏 正结构的标志，后者是述宾结构的标志。前重格式的后字比前字读得轻，久而久之便弱化成 了北京话的轻声和吴语的广用式连调。这种弱化导致后字调位中和，造成辨义困难，迫使一 部分偏正结构由前重式变成后重式。按照这种推测，随着后字声调的弱化，作为轻声和广用 式连调前身的前重式连调原有的“(偏正)语法结构的客观标志”的功能已经退化；那么，后重 式连调作为述宾结构标志的功能也随之退化；汉语原有的利用不同的连调模式来区分语法 结构的手段也就渐渐消亡了。 我们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吴语的变调和北京话的轻声都是当今相当活跃的构词标记 或句法标记，这种功能不是在消亡，而是在发展。(广用式)连调和轻声最重要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