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存理性选择到社会理性选择 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探究.pdfVIP

从生存理性选择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 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文 军 内容提要 占总人口约 70%的中国农民仍然是当代中国许多社会问题滋生的决定 性因素。当前，农民外出就业问题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代中国农民外出 就业之所以大规模、长时间地发生，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它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民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 来看，农民的外出就业不仅是一种目的性的社会行动，而且带有强烈的理性选择特征， 它由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三个不同层次构成，其中生存理性选 择是最基础的层次，只有当生存理性选择得到充分实现后，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 择才会得以产生。在制度性条件松动之下，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向由生存理性选 择向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跃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理性的进步和社会 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农民理性选择多样性的增加和自主性的增强。 关键词 外出就业 生存压力 生存理性选择 社会理性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外出就业问题一直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自 1980 年代以 来我国社会学界始终关注的焦点问题。① 从国际学术界来看，这一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 的课题，它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关注，尤其在寻求解释农民外 出就业的动因方面，曾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拉文斯坦 （E.G.Ravenstein ）等人提出的“推--拉”理论、刘易斯（W.A.Lewis ）的“二元经济”结 构理论、舒尔茨 （J.W.Schultz ）的“三态论”、钱钠里 （H.B.Chenery ）和塞尔昆 （M.Syrquin ） 的“多国模型”论等。这些理论解释大多是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从宏观层面来进行的， 并在一定意义上对这一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当前，我国农民外出就业的途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指就在本村本乡转移到乡镇 ∗ 本文的完成主要得益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当代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课程的有关内容。在具 体的行文过程中，得到了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童星教授的直接关心与帮助，另外参与本文讨论的南 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历史系诸位博士生为本文的最终形成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观点。在此，谨表示我最衷 心的感谢。 ① 在已有的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把研究视角定位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或“农村劳动力 的流动”上。从总体上来看，这与“农民外出就业”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但细究起来，它们还是有一 定的区别。笔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的提法在这里容易产生误解，给人的感觉好像“转移” 的都是“剩余”的。其实，在实际生活中，剩余劳动力和非剩余劳动力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外出 的人完全可以包括那些在理论上并非剩余的部分人，相反，留在家里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人可能是真 正“剩余的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则多半与传统的人口统计定义有关，“流动”一般是指 没有户籍变动的居住地的变化。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农民外出就业”一词旨在说明农民“转移”或 1 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工商贸服务业，即“离土不离乡”；二是指到本乡以外的其它地区 从事打工、经商、服务、种植等活动，即“离土又离乡”。从 1980 年代以来，我国农村 人口大规模的这种外出就业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并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社会经济现象，也是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那么，如何从社会学的 基本理论出发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行为或现象呢？笔者认为，对于像这样一个 并非纯经济现象的解答，仅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式(如上述四种流行的经济学理论)来解 释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一方面，国外社会学家曾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其中最为典型的 就是运用吉登斯（A.Giddens ）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 ）理论来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农 村人口的外出或转移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 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