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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与结构（上） 2013-05-24 摘要：近代中国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反映了经济的近代化进程。金融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为制度变迁的过程和各种参与者相互博弈及认同的结果。当通过学习、模仿、实验所做出的边际调整或能够得到大量利润、或仍出现大范围持续亏损时，往往伴随既定金融组织的解体和金融创新的实现，金融组织以渐变方式向前演进。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金融结构变迁不仅体现为现代银行体系的形成、完善，及对票号、钱庄、典当等“旧式”金融机构的替代，也存在一个由通商大埠向广大内地的扩散过程，存在一个“由上到下”即由国家、省级层面向县级及其以下基层的渗透过程。各种金融机构共同发展、动态调整，既有相互融合、互补的一面，又有相互竞争、替代的趋势。近代时期的金融资源分布也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表现为典型的二元结构的特征，而这种二元性的金融结构也是与近代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的。 关键词：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路径；金融结构 金融组织的演变与金融工具创新很大程度上是自主发生的，服从于诺思所提出的“适应性效率”标准。除各种政治、社会以及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经济组织以外，经济组织的产生与演变主要是适应技术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变迁所提供的获利机会。同时，组织内部参与人的知识积累与技能的发展，以及组织之间的相互补充、配合，倾向于使既定组织更为稳固，或者通过渐进的方式向前发展。而组织之间的相互竞争、替代，重大技术的创新或引进，外部环境的巨变则会促使组织的重新组合，出现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在一定的时点上，各种金融机构及其所使用的金融工具共同构成了金融结构，而各种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竞争、替代，新的金融机构的出现与发展，以及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过程，也就是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变迁过程。 一、金融组织的演进进程 从明中叶以来，除典当业在经济中仍然履行其基本职能外，先后出现了钱庄(钱铺、银铺、银号、印局、账局等)、票号、各种银行，以及非银行系统的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信托公司、储蓄与投资公司等。这些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是在外部制度环境，特别是货币与货币制度提供的获利机会所诱致。而钱庄、票号、典当等“旧式”金融机构的衰落也正是外部制度环境与货币体系变迁的结果。对于每种金融机构而言，其产生、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各种参与人(内部与外部)相互博弈与认同的结果。技术、制度环境与各种外部冲击等因素对参与人信念与预期的影响最终体现在盈利与亏损方面，当通过学习、模仿、实验所做出的边际调整能够得到大量利润时，金融创新将会实现，金融组织也将以渐进的方式向前演进。而大范围的持续的亏损则会使得既定的金融组织迅速解体。 (一)钱庄 在明代以前，钱币兑换一般由金银店或一些商店所兼营。而在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中，为了满足制钱-白银-制钱流转过程中大量货币的兑换，以及对各种白银成色、重量的鉴别、评定，专业化的钱庄逐渐变得有利可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钱庄逐渐由经营钱币兑换、评定货币成色发展出存放款、发行兑换券等业务。不仅为商业交易融通资金，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市场货币供给量。到清代中叶，钱庄的实力已在广大城市与商业发达地区超过了典当。鸦片战争后，钱庄逐渐演变为实力雄厚的“地方银行”。它一方面与外国银行结合在一起，为进出口贸易融通资金，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又通过钱业汇划总会掌握了金融业之间的款项清算，不仅银行与钱庄之间的款项收解需要通过钱庄，就是银行与银行之间的款项收解也要通过汇划钱庄代为办理。同时，在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解体之后，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着一种两元并用的格局，钱庄的主要业务也由制钱与白银的兑换转向银两与银元之间兑换，并通过垄断“洋厘”与“银拆”而赚取了大量利润[1]。 晚清时期，是近代以来钱庄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民国初年，票号走向衰落，钱庄却继续发展。有人对1912-1920年间钱业的家数、资本和资力进行了粗略统计，表明钱庄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是比较稳定的。1912-1920年间钱庄、银号的总家数为4000多家，资本额在6000万元到7000万元之间，包括资本、公积金、存款和发行纸币在内的资力也从1.2亿元发展到1.6亿元[2]。而20世纪20年代则是钱庄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到1925年，钱庄的总资力已从1920年的1亿多元激增至8亿元，约占本国银行的55%[3]。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家银行、各省银行分支机构的拓展和县级银行的发展，政府货币制度的改革和对钱庄业务的限制以及银行票据交换所的成立，钱庄开始走向衰落。《中国金融年鉴》将1932至1936年五年间的钱业动态概括为：“其最主要而亦最明显者，厥为倒闭之累累，与夫业务之收缩。”[4]据抗战前夕对各地钱业的调查，具有一定资力和规模的钱庄、银号共计一千多家，资本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