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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日美同盟的生命力 刘星 2013-2-16 21:08:53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7年6期 　　作者简介：刘星，日本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同盟的生命力主要取决于同盟所面临的“威胁”的明确性和强度、同盟成员国相互关系的紧密程度以及同盟成员国内部主张结盟的政治势力的地位。冷战结束以来，日美同盟经过短暂的“漂流期”以后获得新的定义，同盟的生命力日趋增强。其主要因素是：日美双方逐步明确同盟所面临的共同“威胁”特别是所谓“中国军事威胁”；日本政府尤其是小泉政权的极度亲美政策导致日美关系的紧密化；日本国内政治保守化与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抬头的互动。从长期看，日美同盟并非铁板一块，它与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目标既有相一致的一面，又有相矛盾的一面。如何应对日美同盟的调整，争取实现中国追求和平发展所需的周边安全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大课题。　　关 键 词：日美同盟 同盟生命力 日美军事合作　　从小泉政权(2001～2006年)到安倍内阁上台(2006年)，日美同盟在军事合作领域走上了一个新台阶。日美同盟的军事功能得以强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调整；日本借助与美国合作加快走向“普通国家”的步伐；对中国军事能力增强的疑虑。为了适应反恐战争和在亚洲地区“防范”中国的战略需要，美国对其全球军事态势进行了调整。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促使日本承担更多的海外军事责任成为美国对亚洲战略和对日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与日本的积极配合下，日美同盟的战略重心从“周边事态”扩展到“全球安全”，而军事功能的扩大给日美同盟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但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仅仅与日本在亚洲地区制衡中国的意图的“过程”相符合，却未必同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目标”相一致，因为一个真正成为“普通国家”的日本不可能永远容忍从属、受控于美国的地位。　　一 日美同盟面对“威胁”的明确化　　国家之间结盟是对“共同威胁”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存在共同的外部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原因，如果共同的威胁削弱了或者不存在了，那么就意味着同盟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失去了需要共同对付的“苏联威胁”，致使同盟关系出现了一段“漂流”时期，在日美都曾出现过“日美同盟是否有必要存在下去”的讨论。特别是1995年在日本冲绳发生了驻日美军士兵强暴当地少女的事件，在日本国内激起极大震惊和愤怒，曾使日美同盟发生动摇。但是，美国为了推行其全球战略，不愿意放弃其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需要继续维持和利用与日本的结盟关系。为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对冷战后日美同盟的战略定位即已形成。1995年，美国国防部在《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中称，日美同盟为美亚洲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① 一年后的《日美安全共同宣言》更将日美同盟“再定义”为“21世纪亚太地区安定与繁荣的基础”，② 明确地表述了同盟介入地区安全的意志，赋予同盟以新的存在意义和内涵。③ 　　尽管同盟被认为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但在特定条件下同盟也可能被“目的化”，而在同盟被“目的化”的场合，外部威胁与其说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如说是一种“主观需要”。④ 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主导，日美同盟就开始了寻找“新的威胁”的努力，朝核问题、台海问题等都成了“新威胁”的种子。　　(一)九一一事件后，日美同盟越来越从“周边”走向“全球”　　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权强化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加紧调整全球军事战略部署，以利于“先发制人”地应对各种事态。⑤ 布什批评其前任总统克林顿采取的均衡中日关系的亚洲政策，采纳了2000年10月发表的《面向成熟的美日伙伴关系》报告书中的主张，将日美同盟置于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地位，并提出将来日美同盟的构造应遵循“美英同盟的模式”，⑥ 推动日本扩展在海外配合美军行动的功能，促使日美同盟的战略对象由应对“周边事态”转向应对“全球事态”。　　2001年，美国公布的《国防计划修正报告》提出了从日本海直到中东的“动荡的弧形地带”这一新的安全概念，主张美国在维持冲绳战略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利用同盟关系，强化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能力，促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这一新安全概念中最重要的前沿基地。⑦ 2002年9月，美国确定了“先发制人”的新战略，⑧ 并开始调整美军的全球军事态势，以便“在适当的地方部署适当的军事能力”，对所谓的“无赖国家”、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无法预测”的危险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⑨ 　　这一系列被称为“秋千权力战略”⑩ 的实质是：美国在收缩海外驻军的同时大力提高机动性和综合性的打击能力，作为“外部者”游刃于亚太、北太平洋和西半球三个主要地区之间，以维系其全球战略优势。为了实施这一战略就必须提升盟国在同盟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