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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与城市老年护理体系建构的原则及目标定位 ——以上海城市社区为例 仝利民 2012-11-12 16:24:42　　来源：《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2期 　　【英文标题】Ageing, Building Priciples and Objective Location of Health Care System of Urban Senior Citizens: Taking Urban Community in Shanghai as Example　　【作者简介】仝利民，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　　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问题是伴随着一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老年人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增长而凸显的。它首先产生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很快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逐渐显现。上海作为我国最早进入老龄社会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到2007年底，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211.18万人，占上海户籍总人口的15.3％；80岁及以上人口有50.24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6％，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17.5％，①反映出上海老年人规模大、老龄化程度高、高龄化程度高的特征。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上海的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人口还将进一步增加，这势必给目前城市老年护理体系构成强大的压力。如何构筑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符合政府、社会、个人三方共同利益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上海的城市社会的发展，是摆在政府、学者以及所有国民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护理照料需求是老年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老年护理(长期护理，LTC)不仅涉及老年人自身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全方位的、连续性的过程，而且与家庭、社会、政府多方密切相连，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老年护理的概念在医疗保健领域和社会服务领域有一定的分歧。医疗保健领域认为老年人的长期护理属于慢性疾病而需要高密度的医疗护理服务；而社会服务领域则认为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不仅仅是医疗的护理问题，更应该是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的服务。②我们认为，现代的老年护理应该涵盖这两方面的内容，即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功能或自我照顾能力，提供不同程度的照顾服务，使其保持自尊、自主和独立性；老年人护理的内涵是对身体功能有障碍而缺乏自我照顾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医疗健康照顾、个人照顾及社会心理服务。由此可见，老年护理服务体系的构筑，既要遵照医学规律提供充分的老年性疾病护理的医疗支持，更要重视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下的心理支持和社会支持。因此，构筑上海的城市老年护理体系，首先应该确定以预防为主与积极应对的服务老龄化视角、自助、互助与公助服务体系构建原则、选择性的长期护理服务目标定位，其次在实施中应当结合上海老龄化发展的实际状况，搭建老年护理需求与供给对接的互利平台，进一步完善“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照顾为辅”的上海特色的老年护理体系。　　一、预防为主与积极应对的服务老龄化视角　　传统的社会福利服务是一种消极的福利服务观念，其重心是集中在身体健康出现问题后如何解决个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补救性的措施。而吉登斯所提倡的积极性福利概念就是针对贝弗里奇时代建立的“消极福利”，在“无责任即无权利”的原则基础上，强调如何采取预防性措施，培养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和独立意识，强调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和机构的作用，使他们对福利制度有更积极的贡献。也就是说，积极性福利概念不是使人被动地接受福利制度下的各项援助服务，而是通过人力投资授予人在预防问题、处理危机、追求快乐和自我实现等方面的能力，强调在个体及集体责任下的个人自主性。　　“积极性”的概念不仅是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世界卫生组织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所提出的老龄化战略。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过去“以需要为基础”的健康老龄化的内涵扩展为“以权利为基础”的积极老龄化，其目的是通过老年人自身的努力，保持身体健康和继续工作，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最大效益，这既有利于促成自立、自助的老年生活，更有助于缓解养老金、收入保障计划以及医疗和社会照料支出不断增加的压力。③如果说这是从个人角度提出了一个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思路，那么社会发展理论则从社会角度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老龄化问题的考量。社会发展理论以社会发展为本，认为福利与经济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根本的，积极的社会福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融合，强调个人责任、非营利组织的参与以及国家和市场共同作用，只有当社会福利投资到具有人力资本、就业、社会资本、劳动技能以及低成本高效益的社会项目上时，才能消除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障碍，提高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④这为老年产业化发展指明方向。可见，积极老龄化不仅有利于提高个人老年生活质量，而且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相辅相成的。　　预防则是防患问题于未然，针对老年人长期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