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材外国美术史14.ppt

第十四章佛教美术奈良市的唐招提寺（759年建成）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木构佛教建筑群之一。它的金堂是奈良时期保存最好、也是最大的一座。金堂内有一组雕像，高达5.5米，占满整层空间。天花板由尖屋脊吊起。这种尖屋脊是金堂的主要外部特征（见图14-25）。正仓院是奈良东大寺（建于752年）的中心仓库。756年圣武天皇去世不久，光明皇后将宫内宝贵的艺术珍藏赐予东大寺；后来又加上宫廷及寺内其他宝藏约1万件。其中，不少绘画作品中的人物、场景等都有明显的中国风格影响。日本画家们在掌握了唐代绘画技巧之后，又独创出一种表达日本人自己内心情感的风格（见图14-26）。794年，桓武天王为了避免大寺院的跋扈影响，避免奈良地区有权势的僧侣政治进行干涉，迁都到平安京（今京都），日本历史进入了“平安时代”。为了巩固王权，迁都后初期皇室的政策是奖励与中国建立文化关系，促成了天台及真言两大佛教宗派传入日本，对日本的艺术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804年，日本僧人最澄（767～822年）和空海（774～835年）两人随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最澄法师在中国勤学苦练，于805年回到日本，在比睿山建造了延历寺——后来成为新天台宗的中心。他宣扬在世尊前众生都平等的教义，虽然曾遭到僧侣们的反对，但在皇室的支持及他本人的努力下，给日本佛教带来了新的生命。空海法师留学长安，进入真言教派密宗之门。804年，空海回到日本，823年在京都东寺（或称教王护国寺，为皇室寺院）任主持——此地后来成为真言宗的中心。这一教派论点是：凡宇宙万物皆具“菩提”（智慧），因此对神佛的造像十分重视。空海在长安时，他的师傅慧果曾送给他两幅大型彩色“曼荼罗”图（为唐朝几位宫廷画家所作）。这两幅“曼荼罗”图曾被东寺和其他密宗寺院多次临摹。其后真言宗的佛像绘画都以此为依据。宝塔是唯一由中国和日本发展起来的宗教建筑形式，完全是象征性的建筑。在日本，宝塔是寺庙建筑群的中心点，它与整个建筑群完美地融合、辉映。宝塔的垂直线更加衬托出整个建筑群的水平线结构。在早期的法隆寺建筑设计中，日本的宝塔完全是中国的翻版。后来不久，日本建筑师们开始发展自己的样式。药师寺（日本佛教法相宗大本山之一，在奈良市西京，671～686年在藤原宫创建，718年移建今址）的宝塔堪称代表（见图14-27）。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相传在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的时候，古印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GautamaSiddhartha，约563～483年，即释迦牟尼，即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创立佛教，以反对当时的婆罗门教。它的基本教义将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唯有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彻底转变自己世俗的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范围，达到这种转变的最高目标，才能“涅槃”或“解脱”。当时，佛教得到刹帝利、吠舍种姓的笃信而得以传播。随着古印度社会的发展，佛教发展历经了4个历史阶段：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释迦牟尼创立，其弟子传承其教义，为原始佛教；从公元前4世纪中叶始，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和戒律产生认识分歧，分裂成许多教团，后称为18部或20部，为部派佛教；1世纪左右开始为大乘佛教（以前的佛教被称为小乘），分为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7世纪以后，大乘一部分派别同婆罗门教混合形成密教。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本土趋于消失，19世纪后又稍有复兴。佛教经典由口头传诵到书写成文，在长时间内逐渐形成各宗各派学说。佛教向古印度境外不断传播，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在许多国家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教派。随着佛教的传播，产生了佛教美术。第一节印度佛教美术在印度，早期宗教艺术的发展是佛教传播的直接结果。先前的婆罗门教没有兴建庙宇，阿育王（约公元前304～公元前232）是一个推行宗教的统治者，他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采用佛教作为官方宗教，在印度广大地区大力推行。阿育王是印度佛教艺术早期重要的资助者。他树立了一些铭文石柱——如狮子柱等，修建一些人工土丘，命名为“窣堵波”（Stupa，即佛塔），用来供奉、安置舍利、经文和各种法物（见图14-1）。阿育王将佛塔建在帝国的主要城市，但阿育王时代的窣堵波没有存留下来，基本形式通过建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大窣堵波”保留了下来。这座佛塔也可能是阿育王时代的窣堵波的扩建。佛塔是佛的视觉显现，佛的舍利（尸骨）保存在佛塔中，让信徒把佛视作一个内在的世界；同时，它又利用建筑形式来图解宇宙，它的精确的朝向和设计都是依据一种复杂的程序——比例关系和神秘的象征意义而产生的综合产物。佛塔的外形是个半球形，象征天堂的穹窿，顶部有一个方形结构，中央竖一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