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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信托坏账转让合同

一、山西信托坏账现状与行业背景

山西信托作为山西省属重要金融机构，近年来深陷坏账泥潭。截至2023年末，其不良资产规模达7.96亿元，不良率攀升至28.51%，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这一数据背后，是多款信托产品的密集违约：2022年1月，“晋信富乐”“晋信东牧”等4款产品同时爆雷，涉及本金1.97亿元；2024年，“信实55号”“信达3号”等产品因融资方资金链断裂延期兑付，部分项目仅兑付本金的75%。这些坏账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能源及地方中小企业领域，反映出区域经济下行压力下，传统行业信用风险加速暴露。

从行业环境看，信托业自2018年“资管新规”实施后进入转型阵痛期，通道业务收缩导致存量坏账加速暴露。山西信托作为注册资本仅13.57亿元的中小型机构，风控能力薄弱问题尤为突出。其控股股东山西金控虽涵盖银行、证券等全金融牌照，但对信托板块的风险隔离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进一步加剧了坏账处置压力。

二、典型坏账转让案例分析

（一）房地产类坏账：山西鸿升房地产项目

2023年3月，山西信托因与山西鸿升房地产开发集团的债务纠纷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836.94万元。该项目源于2019年发行的“晋信稳赢3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用于太原某商业地产开发。由于销售不及预期，开发商陷入流动性危机，抵押物价值从评估时的1.2亿元缩水至0.6亿元，抵押率突破100%。山西信托在处置中采取“以物抵债+债务重组”模式，将部分债权转让给地方资产管理公司（AMC），但因抵押物涉及产权纠纷，最终仅收回35%的本金。

（二）关联企业连环违约：全亚林控制企业集群

2025年初曝光的“信实55号”“信达3号”等产品违约事件，涉及融资方全亚林控制的万家隆购物中心、广生堂医药等8家关联企业，合计债务规模3.5亿元。此类坏账具有典型的“担保圈”特征：融资方通过交叉担保放大融资规模，而山西信托在尽调中未穿透识别关联关系，导致风险集中爆发。例如，“信实55号”以豪德贸易广场3.51万平方米房产作为抵押，评估价3.02亿元，但后续核查发现该房产已被抵押给多家金融机构，形成重复抵押。最终，山西信托通过司法拍卖仅变现0.8亿元，剩余债权以1.2亿元转让给晋阳资管，折价率高达65%。

（三）地方国企坏账：洪洞县热力供应公司项目

2022年违约的“晋信稳赢14号”产品涉及洪洞县热力供应有限公司，该企业为地方国企，债务本息合计0.42亿元。尽管有地方财政隐性担保，但在财政收入下滑背景下，代偿承诺无法兑现。山西信托在处置中面临“政企协调困境”：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求优先保障民生供暖，限制资产查封；另一方面，债权人坚持按市场化原则追偿。最终，通过山西省金融办介入协调，债权以0.28亿元转让给省级AMC，回收率仅66.7%，反映出地方国企坏账处置中的行政干预色彩。

三、坏账转让合同核心要素

（一）标的资产界定

合同中需明确坏账的范围与权属，通常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费用”四部分。例如，晋商银行2025年转让给晋阳资管的不良资产包中，明确列示“截至基准日（2025年3月5日）的本金14.02亿元、利息0.19亿元及律师费0.05亿元”，合计14.26亿元。山西信托的合同中还需特别注明信托计划的“受益权拆分”条款，即转让标的是否包含优先级与次级受益人份额，以及收益分配顺序。

（二）转让对价与支付结构

坏账转让对价通常采用“折价模式”，山西地区交易折价率普遍在20%-40%。以晋阳资管为例，其收购晋商银行14.21亿元不良资产时，支付对价仅3.1亿元，折价率78%。合同中会约定分期支付条款：首期款一般为总对价的30%（如9310万元），用于确权交割；剩余款项根据资产处置进度分期支付，最长不超过3年。此外，部分合同设置“对赌条款”，例如约定“若处置回款超过4亿元，超额部分的20%返还转让方”，以平衡双方利益。

（三）风险与责任划分

瑕疵担保责任：山西信托需承诺“对标的资产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责任”，但实践中常通过“尽职调查声明”规避风险。例如，某合同载明“受让方已对抵押物进行独立评估，转让方不对评估结果承担责任”，将估值风险转移给AMC。

权利转移时点：采用“债权转让通知送达日”为界，此前利息归转让方，此后归受让方。但房地产类坏账因抵押物过户周期长，常增设“过渡期管理条款”，约定“转让方协助催收过渡期内租金收入”。

税费承担：印花税由双方各承担50%，而资产评估费、诉讼费等则需在合同中明确划分。例如，某合同约定“标的资产涉及的土地增值税由受让方承担，转让方协助提供税务优惠申请材料”。

（四）争议解决机制

合同中通常约定“先仲裁后诉讼”的双轨制：首先由山西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调解，调解不成则提交太原仲裁委员会仲裁，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设置既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