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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之《故乡》读书笔记

——记忆与现实的裂痕中，寻找新的希望之路

一、创作语境与历史坐标：五四退潮后的乡土回望

（一）时代背景：1921年的社会阵痛与思想求索

《故乡》创作于1921年1月，发表于同年5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期。彼时，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已近十年，但革命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日益凸显——北洋军阀混战不休，农村经济濒临崩溃，底层民众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多重压迫下挣扎求生。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虽在城市掀起波澜，却难以渗透到封闭的乡土社会，知识分子群体陷入“启蒙无路、变革无门”的精神困境。

从鲁迅的个人经历来看，1921年的他正处于“回乡—离乡”的人生节点。这一年，他因老家绍兴的祖屋变卖，不得不回乡处理事务，二十余年的时空阻隔，让他对故乡的记忆与现实产生剧烈碰撞——记忆中的故乡是“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现实中的故乡却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种碰撞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冲击，更是对整个乡土中国命运的深刻叩问：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乡土社会为何会陷入如此萧索？底层民众的出路在哪里？知识分子又该如何面对故乡的沉沦？

（二）创作意图：以“故乡”为镜，照见民族的精神困境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坦言，他创作的初衷是“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故乡》的创作，正是这一意图的深化——它以“故乡”为载体，实现了三重创作目标：

揭露乡土社会的生存危机：通过闰土从“项带银圈的小英雄”沦为“木偶人”的命运，以及杨二嫂从“豆腐西施”异化为“圆规式”的市侩，鲁迅直观展现了封建压迫与战乱对乡土社会的摧残，让读者看清底层民众“辛苦麻木”的生存真相。

批判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闰土初见“我”时恭敬地叫出“老爷”，杨二嫂对“我”的无端揣测与掠夺，暴露了封建等级制度与小农意识对人性的扭曲。鲁迅通过这些细节，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乡土社会的长期禁锢，呼吁打破“厚障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理解。

探寻民族未来的希望之路：小说结尾“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并非空洞的呐喊，而是鲁迅对民族未来的深刻思考——他既不认同“我”的“辛苦展转”，也不接受闰土的“辛苦麻木”与杨二嫂的“辛苦恣睢”，而是希望后辈能走出“新的生活”，为民族的觉醒与转型寻找方向。

二、环境描写：故乡——记忆与现实的双重镜像

（一）空间环境：从“神异图画”到“萧索荒村”的落差

《故乡》中的空间环境呈现出“记忆中的故乡”与“现实中的故乡”的强烈反差，这种反差不仅是地理场景的变化，更是时代变迁与人性异化的直观体现：

1.记忆中的故乡：充满生机的“神异图画”

记忆中的故乡是鲁迅为读者构建的“理想乡土”，它以闰土刺猹的场景为核心，充满诗意与生机：“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这幅画面中，“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碧绿的西瓜”构成鲜明的色彩对比，营造出纯净、充满活力的氛围；少年闰土“项带银圈”“手捏钢叉”的形象，更是生命力与纯真的象征——他熟悉捕鸟、管瓜、捡贝壳，心中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代表着未被封建礼教污染的乡土活力。

记忆中的故乡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鲁迅对“人性本真”的向往——在这里，“我”与闰土虽有少爷与雇工之子的身份差异，却能“不到半日”便熟识，一起期待下雪、畅想海边趣事，人与人之间没有“厚障壁”，只有纯粹的情谊。这种记忆，既是对童年时光的怀念，也是对理想人际关系的憧憬。

2.现实中的故乡：死寂萧索的“生存绝境”

现实中的故乡则是一幅令人窒息的“悲剧图景”，它以“我”回乡时的所见为起点，处处透着荒凉与压抑：“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深冬”“阴晦”“冷风”“苍黄”“萧索”等词语，构建出寒冷、死寂的氛围，“没有一些活气”更是直接点明了乡土社会的沉沦——曾经充满生机的故乡，如今只剩下麻木的民众与破败的村落。

现实中的故乡空间，处处是生存危机的痕迹：老屋“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暗示着家族的衰落与乡土的破败；闰土家的“沙地”虽仍在，却再无“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只剩“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的困境；杨二嫂的豆腐店早已消失，只剩她“凸颧骨，薄嘴唇”的市侩形象，在“我”家搜罗“破烂木器”。这些空间细节，共同构成了乡土社会的“生存绝境”，让读者直观感受到底层民众的苦难。

3.空间落差的深层含义：时代与人性的双重异化

记忆与现实的空间落差，本质上是“时代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