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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灾荒政策与国家责任

引言

翻开《汉书》《后汉书》的灾异志，“关东大饥，人相食”“三辅大旱，谷价腾跃”“河内蝗，伤稼什五”等记载触目惊心。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建汉到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四百年间，这个中国历史上首个长期大一统王朝始终与灾荒相伴。据不完全统计，西汉214年发生各类灾荒90次，东汉195年发生118次，平均每两年一次的灾荒频率，如同悬在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面对”赤地千里”“流民载道”的危局，汉代统治者逐步构建起一套包含仓储、蠲免、赈济、移民等内容的灾荒应对体系。这套体系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救灾措施，更是国家责任意识的集中体现——它既延续了先秦”民为邦本”的政治传统，又在实践中塑造了”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成为中国古代灾害治理的重要源头。

一、汉代灾荒的基本特征与社会冲击

要理解汉代的灾荒政策，首先需要还原灾荒发生的具体场景。汉代的自然灾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其类型之多、频率之高、影响之深，远超现代人对”古代社会”的想象。

1.1灾荒类型的多样性与频发性

汉代的自然灾害以水旱灾害为主，兼及蝗螟、地震、疾疫、风雹等。《后汉书·五行志》将灾异分为”水不润下”“火不炎上”“木不曲直”“金不从革”“土爰稼穑”五大类，对应现代分类学中的水文、气象、地质等灾害。其中，水旱灾害占比超过60%。以西汉为例，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此类黄河决口事件每隔二三十年便会发生；旱灾则多集中在春夏两季，如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次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

蝗灾的爆发往往与旱灾相伴，形成”旱—蝗—饥”的连锁反应。平帝元始二年（2年）“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年）“南阳地震，压杀民人，蝗食禾稼”，都是典型案例。地震灾害虽发生频率较低，但破坏性极强，如顺帝永和三年（138年）“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直接导致大量房屋倒塌、人员伤亡。

1.2灾荒对社会的多维冲击

灾荒对汉代社会的冲击是全方位的。首先是人口锐减，《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山东灾荒”人相食，死者以万数”；平帝元始二年（2年）青州蝗灾”民流亡者以十万数”。其次是经济崩溃，灾荒导致农田抛荒、粮价暴涨，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齐地谷石三百余”，而正常年景谷价每石仅数十钱，农民”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的现象屡见不鲜。

社会秩序的崩溃更为危险。灾民为求生存，往往结队流亡，形成”流民潮”。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旱，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流民聚集易引发”盗贼”蜂起，如王莽末年”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直接加速了新莽政权的覆灭。对于以”农本”为根基的汉代政权而言，灾荒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民不聊生”则”国将不国”，这迫使统治者必须将灾荒应对提升到国家责任的高度。

二、汉代灾荒政策的历史演变与核心内容

面对频发的灾荒，汉代统治者并非一开始就有成熟的应对策略。从汉初的被动救急到武帝时期的制度成型，再到东汉的灵活调整，灾荒政策经历了从”临时应对”到”制度建构”的演变过程。

2.1政策萌芽期：汉初的被动救急（高祖至文景时期）

汉初经历秦末战乱，经济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国家财政无力支撑大规模救灾。高祖时期，面对”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的局面，只能”令民就食蜀、汉”（《汉书·高帝纪》），即允许灾民自行到蜀地就食，政府仅提供基本的通行便利。

文景时期，随着”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经济逐渐恢复，灾荒应对开始出现制度性萌芽。贾谊在《论积贮疏》中提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主张”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晁错在《论贵粟疏》中建议”使民以粟为赏罚”，通过”入粟拜爵”增加国家粮食储备。文帝采纳建议，“诏开籍田，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汉书·文帝纪》），并多次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除田之租税”，这些举措虽未形成系统政策，但为后续的制度建构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

2.2政策成型期：武帝至宣帝时期的制度建构

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强盛，灾荒政策进入系统化阶段。元狩四年（前119年）山东灾荒，武帝”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史记·平准书》），这是首次由政府大规模组织移民就食，且”假予产业”（提供土地和生产工具），体现了”救急”与”生产恢复”并重的理念。

宣帝时期，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请”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汉书·食货志》）。常平仓的设立标志着汉代灾荒政策的核心——仓储制度正式成型。常平仓通过”贱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