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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社团代表发言

各位老师、同学，以及和我们一样热爱着某个领域的社团伙伴们：

站在这里，我突然想起三年前的一个傍晚。那时我还是大一新生，抱着一摞海报站在二教走廊里，海报上歪歪扭扭写着“星芒创意社招新”——那是我们用马克笔手写的，因为经费有限，连打印店的钱都舍不得花。走廊里人来人往，有学长抱着篮球路过时瞥了一眼，说：“创意社？能搞出什么名堂？”

现在想来，那句话倒成了我们的“动力咒语”。三年后的今天，星芒创意社从最初的7个人，变成了120人的大家庭；从在教室后排挤着开小会，到能独立承办覆盖全校的“创意嘉年华”；从被质疑“不务正业”，到被校团委评为“年度最具活力社团”。但比这些数字更珍贵的，是我们在彼此眼里看见的光——那是每一次头脑风暴时突然迸发的灵感火花，是熬夜改方案时互相递的那杯热奶茶，是作品被认可时眼眶发热的瞬间。

我们的“不完美”成长史：从跌跌撞撞到彼此托举

社团的第一个项目，是“校园记忆盲盒”。我们收集了100位毕业生的旧物：褪色的听课笔记、夹着银杏叶的学生证、比赛获奖的奖状，甚至还有一罐没吃完的考研时的咖啡。我们想把这些故事装进盲盒，让新生触摸到校园的温度。但现实比想象残酷——第一次布展时，场地临时被占用，我们搬着展架在雨里等了两小时；盲盒预售只卖出32个，剩下的70个堆在社团活动室，像沉默的质问。

那天晚上，我们围坐在活动室的地板上，啃着凉掉的披萨。平时最活跃的阿杰突然说：“要不咱们把剩下的盲盒送给后勤阿姨？我看见张阿姨总盯着毕业生的照片看。”于是第二天，我们带着盲盒敲开了校史馆、保安室、食堂后厨的门。张阿姨接过那个装着90年代老校徽的盲盒时，用围裙擦了擦手，说：“我在这儿干了20年，还是头回知道这些故事。”后来，校史馆主动联系我们，把“校园记忆盲盒”列为年度特色项目，还邀请我们参与校史文化展的策划。

这件事让我们明白：创意的价值，从来不在“完美”，而在“连接”。我们开始更关注身边的真实需求——给图书馆设计“阅读心情便利贴”，让陌生人的批注成为书与书之间的桥梁；为食堂阿姨设计防烫手套，把她们说的“端汤总烫手”变成了带卡通图案的实用小物；甚至帮退休老教授把手写的植物笔记做成电子图鉴，配上他亲自录制的语音讲解。这些项目或许不够“高大上”，但每次看到阿姨戴着我们设计的手套说“真得劲”，看到读者在便利贴上写“你的话让我今天不那么孤单”，我们就知道：创意，本就该扎根在泥土里。

每个普通人的“超能力”：在社团里，我们都能发光

社团里有个叫小棠的姑娘，第一次招新面试时，她攥着作品集的手一直在抖。她的作品是用旧布料拼贴的校园地图，针脚歪歪扭扭，但每栋楼的位置都标得极仔细。她说：“我从小就不敢当众说话，可我想让大家看到，旧东西也能变美。”后来，我们让她负责“旧物新生”工作坊。第一次带活动时，她对着20个同学张了张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是同组的阿琳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说：“我帮你讲流程，你负责展示作品好不好？”那之后，小棠慢慢敢抬头看大家了。现在，她不仅能独立带工作坊，还带着团队给社区的独居老人做“记忆被子”——把老人们的旧衣服拼成温暖的图案，缝进他们的故事。上周末我去社区回访，一位奶奶拉着小棠的手说：“丫头，你让我这把老骨头的衣服，又有了温度。”小棠转身时，我看见她眼睛里闪着光——那是被需要、被信任的光。

技术部的阿杰更像个“逆袭样本”。他刚来社团时，只会用PPT做简单排版，可他总说“我想帮大家把创意变成现实”。为了做3D校园模型，他熬夜啃建模教程，手指在键盘上敲出了薄茧；为了给“创意嘉年华”做互动程序，他在社团活动室睡了三天，枕头边堆着冷掉的泡面。现在的他，已经能独立完成AR导览程序开发，还带着新生做“虚拟校园文化展”。前几天他跟我说：“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工具人’，可现在才明白，技术不是冰冷的代码，是让创意落地的翅膀。”

这样的故事，在星芒有太多太多。有人从“社恐”变成活动主持人，有人从“手残党”变成手工达人，有人从“理论派”变成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者”。社团就像一面多棱镜，把每个人的闪光点放大，再折射到彼此身上。

创意没有终点：我们的下一站，是更辽阔的天地

去年冬天，我们做了一次“创意问卷”调查，收到600多份反馈。让我们意外的是，最常被提到的词不是“获奖”“成功”，而是“归属感”“成长”“一起做一件事的快乐”。这让我们更坚定：社团的核心从来不是“做出多厉害的作品”，而是“让每个成员在探索中找到自己”。

接下来，我们有三个“小目标”：第一，搭建“星芒创意共享平台”，把社团的活动方案、工具包、经验总结整理成开放资源，让更多想做创意的同学“有门可入”；第二，开设“公益创意课堂”，每周去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小学，带孩子们用旧纸箱做“城堡”、用瓶盖画“星空”，让创意成为他们看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