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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盐铁官营与财政收入

引言

若将中国古代财政史比作一幅长卷，盐铁官营无疑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盐，关乎万民饮食；铁，支撑农战根本。自春秋管仲“官山海”起，盐铁便与国家财政深度绑定。而汉唐两朝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巅峰时期，其盐铁官营政策既承前启后，又各具特色，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财政格局，更折射出传统社会“国计”与“民生”的复杂互动。今天，我们不妨沿着历史的脉络，从盐铁的“小生意”里，窥见汉唐帝国的“大财政”。

一、历史底色：汉唐盐铁官营的时代动因

要理解汉唐盐铁官营的逻辑，首先得回到各自的历史现场。这两个朝代推行官营的直接诱因或许相似——财政危机，但深层背景却因时代变迁而大相径庭。

（一）西汉：从“与民休息”到“用度不足”的转折

汉初的盐铁政策，是典型的“无为而治”。经历秦末战乱与楚汉相争，民生凋敝到“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地步。汉高祖刘邦为恢复经济，采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政策，允许民间自由经营盐铁。这一时期，盐铁业迅速成为“第一桶金”的聚集地：齐地的大盐商“致生累千金”，蜀地的卓氏、程郑靠冶铁“富埒王侯”。

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财政的天平开始倾斜。对匈奴的战争持续了43年，仅漠北之战就“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黄河决口改道，堵口工程耗时数年；加上分封诸侯的“恩荫”开支，国库“大司农陈藏钱经用，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此时，民间盐铁商却“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汉武帝要“外攘夷狄，内兴功业”，必须从盐铁这一“利薮”中开辟财源，盐铁官营遂成为必然选择。

（二）唐朝：从“开放包容”到“安史之乱”的冲击

唐朝前期的盐铁政策与汉初有几分相似。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后，为稳定统治，对盐铁采取“弛禁”态度：“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皆任民采铸”。尤其是玄宗开元年间，天下承平，盐铁私营不仅未影响财政，反而因经济繁荣带来了隐性税收。据《通典》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全国岁入粟1980万石、布绢740万匹，盐铁收入几乎未单独列项——这说明私营盐铁在盛唐的财政盘子里并非主角。

但“渔阳鼙鼓动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安史之乱持续八年，“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天宝末约5300万，乱后仅余1700万）、税基崩塌，而平叛所需的军费、战后重建的开支却如潮水般涌来。代宗广德年间，长安米价涨至每斗千钱，禁军“脱巾呼于道曰：‘拘我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此时，盐铁作为“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的核心资源，重新被收归官营，成为唐朝财政的“救命稻草”。

二、政策图谱：汉唐盐铁官营的实践路径

汉唐虽同推盐铁官营，但具体操作却因时代技术、管理能力的差异而各有创新。汉朝更注重“直接控制”，唐朝则转向“间接调控”，这种转变恰是古代国家经济管理水平提升的缩影。

（一）汉朝：从“民制官收”到“全流程垄断”的强化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农令郑当时推荐齐地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铁商孔仅为大农丞，主持盐铁官营。二人提出的方案，核心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

生产环节：盐户需向官府申请“牢盆”（煮盐工具），煮出的盐必须按官定价格卖给官府，不得私售；铁的开采、冶炼、铸造则完全由官府役使刑徒、士卒或招募工匠完成，民间不得私铸铁器。

流通环节：在产盐、产铁之地设置盐官、铁官（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全国设盐官32处、铁官49处），负责收购、运输、销售。例如，齐地的盐官将盐运至中原，中原的铁官将农具销往边郡，形成全国性的专卖网络。

价格控制：官府垄断后，盐价从私营时的“斗千钱”降至“斗三十钱”（《盐铁论·水旱》），铁器虽因官营成本高而“器多坚硁，善恶无所择”，但价格由官府统一定，避免了商人囤积居奇。

这种“全链条”垄断虽有效，但也暴露了问题：官府生产效率低，“卒徒作不中程，时命助之，发征无限”；铁器质量差，“割草不痛”，农民被迫“木耕手耨”。这些弊端在《盐铁论》中被贤良文学们反复诟病，也为后来的政策调整埋下伏笔。

（二）唐朝：从“完全官营”到“商民分利”的转型

唐朝的盐铁官营始于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第五琦的“榷盐法”，但真正成熟是在代宗时期刘晏的改革。刘晏曾任户部侍郎，深谙“理财以养民为先”的道理，他的改革核心是“就场专卖”：

生产环节：允许盐户（称“亭户”）自行生产，但需登记入籍，免其杂徭，所产盐必须卖给官府设立的“盐场”，称为“官收”。

流通环节：官府在盐场将盐转卖给商人（称“粜商”），商人缴纳盐税后可自由运输销售（称“商运商销”）。为防止商人哄抬物价，官府在各地设“常平盐仓”，“盐贵则卖，盐贱则买”，平抑市场。

管理创新：刘晏还建立了“巡院”制度，在全国设13个巡院，负责打击私盐、统计盐利、监控市场。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巡院“皆择通敏精悍者主之，当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