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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理论、实践与路径优化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我国行政改革的宏大版图中，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占据着关键地位，成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重要突破口。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传统分散式的行政许可模式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如审批流程繁琐、部门间协调困难、效率低下等，严重制约了行政效率的提升和营商环境的优化。在此背景下，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应运而生，旨在通过对行政许可权的重新配置和整合，打破部门之间的权力壁垒，实现行政许可的集中办理和高效运作。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是“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提升行政效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传统的行政许可模式下，申请人往往需要在多个部门之间奔波，提交重复的材料，经历冗长的审批流程，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增加了行政成本。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将相关的行政许可权集中到一个部门或机构，实现了“一站式”服务，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减少了审批环节，提高了审批效率。以某地区的行政审批局为例，在实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后，企业开办的审批时间从原来的平均15个工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以内，审批效率大幅提升，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

在当前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营商环境已成为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通过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为优化营商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相关调查显示，在实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地区，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满意度显著提高，新注册企业数量明显增加，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研究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改革举措的内涵、意义和实施路径，还能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推动改革的深入开展。通过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研究，还可以发现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不断完善行政许可制度，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行政许可相关理论研究开展较早，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西方国家在行政许可制度上，注重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和公民权利的保护，以美国为例，其行政许可制度强调程序正当性，通过完善的听证、公示等程序，确保行政许可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在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方面，虽然国外没有完全对应的概念，但在行政机构整合、流程再造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为我国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英国的“一站式”服务理念，通过整合政府部门的服务功能，减少公众与政府部门的接触点，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德国在行政审批领域，注重通过法律规范和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行政审批流程的优化和协同，提高行政效率。

国内学界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研究，主要围绕改革模式、法律依据、存在问题及对策等方面展开。在改革模式研究上，学者们对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模式、行政审批局模式和行业综合许可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模式作为早期的改革尝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场所集中，但由于缺乏实质性参与和法律支撑，存在诸多弊端，被戏称为“收发室”。行政审批局模式则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行政许可权的集中，以“一枚印章管审批”为特点，提高了审批效率，但也面临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冲突、专业审批能力不足、审管分离阻碍行政效能等问题。浦东新区的“一业一证”改革推行的行业综合许可模式，在克服前两种模式弊端的基础上，探索形成了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第三种模式，展现出制度优越性和法理正当性，但也面临行业综合许可的法律属性不够明晰、许可法依据不足、欠缺组织法保障等问题。

在法律依据方面，学者们认为《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五条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法律规定不够细化、与其他法律法规衔接不畅等问题。有学者指出，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法相关制度设计和行政组织法保障体系，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提供坚实的法治基础。

关于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除了上述模式自身存在的问题外，还存在思想认识不足、改革创新力度不够、“一网通办”保障要素不足等问题。部分地区和部门对改革的紧迫性、重要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工作责任压实不到位；在改革过程中，贯彻落实多、主动研究少，学习借鉴多、原始创新少；信息化支撑薄弱，信息协同共享不到位，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间的数据壁垒不同程度存在，制约了服务效能的提升。

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在完善法律保障方面，应明确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法律地位和职责权限，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确保改革于法有据。在优化审批流程方面，要进一步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