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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献整理与文学互动研究的创新之作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魏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无论是文人的文学创作实践和取得的实绩，还是文人对文学特性、本质的认识而形成的文学观念与思想，与前代相比，均有了新的拓展与质的飞跃，开启了我国古代文学的新格局。与魏晋文学的历史地位相一致，学界对魏晋文学的研究也一直是中古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们在刘师培、鲁迅等先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人心态、艺术精神、文人集团、文学思想、政治、文化等视角，对魏晋文学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不仅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为学界今后如何展开研究提出了挑战。有鉴于此，由张振龙教授主持、匡永亮博士参与，两人共同完成的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结项成果《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九州出版社2023年版，46万字），另辟蹊径，从考察文人的文献整理这一文化活动入手，对魏晋文人的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进行综合研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文人的文献整理和文学创作之间的确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这在魏晋时期就表现得非常突出。但是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研究成果要么偏于文献整理，要么偏于文学创作，很少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系统深入的互动研究。论著《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第一次将魏晋文人的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系统又细致深入的综合探讨，无疑是一个具有较大开拓空间的新课题，不仅创新性强，而且创新程度高。著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具有开拓性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对魏晋文人的文献整理作出全面考证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畅论魏晋文人文献整理对文学创作相互影响的状况和双向互动的关系，进而探讨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发生发展的生态环境，并予以理论上的透视和规律性的总结提升，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一难度较大的课题，可谓作出了突出贡献和重要建树。概而言之，该论著主要有以下突出特点。

第一，逻辑严密，全面系统。具体来说，论著首先对魏晋文人的文献整理，按照魏晋时期文人文献整理的历史演变实际分为曹魏、两晋两个阶段以及不同文献类别逐一进行了全面考证；其次结合曹魏、两晋文人文献整理的具体史实，从文人文献整理发展史的角度，对曹魏、两晋文人文献整理地位、特点、规律等给予了历史梳理、学理分析和理论上的概括归纳；接着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从文体、文学题材、文学观念、文学创作风格、文人文学创作素养等方面，分别进行了探讨；之后又对文人文学创作对文献整理的影响，从文献整理内容、文献整理的思想与方法等，给予了具体分析；最后则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即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互动影响发展的原因，分别从“物质基础：经济的发展和纸张的普及”“政治的动荡和诸种斗争的尖锐”“统治者的喜好与文化政策”“文人主体意识的自觉”“社会风俗习惯”五个方面，逐一进行了透视。专著整体上，内容全面、结构合理、层次清晰、逻辑严谨，既有基础文献的考证，文人文献整理转型、发展的理论透视，又有对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相互影响、彼此促进互动关系及其表现的论述剖析，还有对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发生发展生态环境的揭示，从而形成了有机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彰显出逻辑严密、全面系统的鲜明特点。

第二，论析透彻，细致深入。这一特点在“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章节中有多方面的体现。如论著在对文人文献整理进行考证时，就曹魏时期文人的文献整理的考证审度，分成“汉末文人文献整理考”“三国文人文献整理考”与“曹魏文人整理的待考文献”；就两晋时期文人的文献整理的考证来说，则有“西晋文人文献整理考”“东晋文人文献整理考”“两晋文人整理的待考文献”和“两晋文人佛教文献整理考”“两晋文人道教文献整理考”等，既有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详细的分类考证，又对这些文献细致的分类统计。又如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历史地位价值的透视，不仅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在中国古代文人文献整理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及其作用等进行了具体分析基础上的定位和阐释，指出我国古代文人文献整理发展史上，曹魏时期文人的文献整理是文人文献整理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两晋时期则是不可忽视的发展时期；而且，对曹魏时期文人文献整理的转型、两晋时期文人文献整理的发展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的立体审视。再如，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和文学创作相互影响、共同发展这一互动关系的双向考察，著者紧紧结合诗歌、辞赋、杂传记、碑文、杂文等不同文体、风格，以及“以类相从”、按文体写作与按文体分类编次、“枝条五经”与四部分类的结构层次、史官情结与文献整理的自觉意识与“三才”分级、“九品”分卷与“五行”分类等，进行具体详细的分析论证。可以说，论著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的相互影响论述，既论析透彻，又细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