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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截句论看古代诗歌文体演变与文献整理观念变迁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目的

在古代诗歌研究的广袤领域中，截句论犹如一颗独特的明珠，虽历经岁月洗礼，却始终散发着引人探寻的魅力。截句，作为一种从长篇古诗、律诗中摘截四句而成的特殊诗歌形式，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历史与文化内涵。对截句论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古代诗歌的创作与传播机制，更能为理解诗歌文体演变提供独特的视角。

从历史发展来看，截句现象并非孤立存在。早在宋代，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中就存录有一些截句而成之篇，但明代以来学者对此多有非议，认为从长诗中摘截四句成一绝，恐失原作者之意，也非诗家之体。如陈师云指出钱起《和王员外雪晴》八句律诗，被截前四句为一绝；刘长卿《送贺九》《送友东归》等八句诗也被截句成绝，他认为这恐失作者之意，且非诗家之体。赵宧光也认为《万首》存录“律去首尾”“析古一解”所成之绝句是“诖误”，并在重刻该书时多有删去。然而，这种争议背后，恰恰反映出不同时代对诗歌文体认知的差异。

截句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截句在古代诗歌发展脉络中的真实地位。一方面，通过对截句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探讨诗歌文体的演变规律。诗歌文体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截句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它的出现与发展与古代诗歌的整体演变息息相关。从《文苑英华》《唐文粹》《千家诗选》等皆有经删截之篇，到南宋校刊《文苑英华》时对《万首唐人绝句》中截句为绝者的态度变化，都反映出不同时期对诗歌文体的不同理解和审美取向。另一方面，截句论的研究对古代文献整理有着重要意义。在古代文献的传承过程中，截句的存录、删补等情况，折射出写本到刻本时代的文献整理从推崇精英定篇到强调原作全篇的变化。通过对截句论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文献整理的原则和方法，为现代的古代文献整理工作提供借鉴。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截句论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历史文献角度看，明代以来，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存录截句现象就引发了学界广泛关注与争议。陈师云认为从长诗中摘截四句成一绝，恐失原作者之意，且非诗家之体，如钱起《和王员外雪晴》八句律诗被截前四句为一绝，刘长卿《送贺九》等诗也存在类似情况。赵宧光则认为《万首》存录“律去首尾”“析古一解”所成之绝句是“诖误”，并在重刻时多有删去。入清之后，四库馆臣评朱升《风林类选小诗一卷》时，对其中存录的截句进行了批评，认为其采录前代总集如《乐府诗集》所存唐人乐部截句歌诗、《才调集》所存选家删截之篇为“失考”，编集者自摘诗章、截句成绝属“无稽”。阮元评《千家诗选》也以存录截句为错谬。现代学者普遍认同明清学者这一批评思路，如《诗林广记》点校者对该书未选全首的诗进行补改，金开诚、葛兆光批评《唐文粹》好删改文句，以曹邺《读李斯传》仅截全篇中四句为例，卞东波评《唐宋千家连珠诗格》中编者将苏轼《扇》由七言律诗截为绝句且“张冠李戴”。然而，钱锺书指出存录截句乃“选事风习”，对“善删”者表示“心折”，凌郁之曾举证《千家诗选》《唐诗品汇》存录截句并提出此乃“长期存在的现象”。

从诗歌文体演变研究方面，部分学者关注到绝句的起源与发展和截句论的关联。如潘善琪、施怀曾梳理了绝律先后、“截句”说是非之争的历史，指出宋元开始产生相关争议，明清两代尤为激烈。有观点认为绝句起源于民间歌谣，形成于律诗之前，如南朝人徐陵编的《玉台新咏》即载有《古绝句四首》。但也有像明吴纳《文章辨体》中引《诗法源流》的话作为“截句”说的代表，认为绝句是截律诗而成。

在国外，虽然直接针对中国古代截句论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从世界诗歌体系和文学理论角度，对诗歌形式、诗歌选集编纂等方面的研究，为我们理解截句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视角。例如，在西方文学理论中，对诗歌文本的删改、节选以及不同诗歌体式之间关系的讨论，与中国古代截句现象有着一定的可比性。西方一些诗歌选集在编纂过程中，也会根据不同的审美标准和主题需求，对诗歌进行编辑和节选，这与中国古代总集对截句的收录与处理有相似之处。但由于文化背景、语言体系和诗歌传统的差异，西方的研究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国截句论研究，只是在跨文化的文学研究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拓宽思路的方向。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在历史文献研究中，虽然对截句现象在各总集中的存录情况进行了梳理，但对于截句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社会因素挖掘不够。例如，为什么在宋代某些总集能够接受截句，而到了明清却遭到非议，这其中除了文学观念的变化，是否还有社会文化背景、出版传播等因素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在诗歌文体演变研究方面，对于截句在绝句发展历程中的具体作用和影响，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以往研究更多地聚焦于绝句起源于民间歌谣或律诗之前，但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