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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体、还原、实践--中国古典诗词教学方法举隅

中国古典诗词有着复杂细腻的情感内蕴，也构建了丰富多维的语感经验，不但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核心文体，也是当今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重点内容。但不得不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古典诗词教学还是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中国古典诗词既有一般诗歌文体所应有的情感表达，也有其独特的对历史、文化、社会的容括。之所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为华美而隐微的名片，正在于它不但承载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兴观群怨”，也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与密码。然而，古典诗词在当代新文化格局中却颇有隐忧，因为在传统文化转型的漫长深刻调整期中，诗词不但减弱了古人言志的光芒，也部分褪去了社会交际的姿态以及文化身份识别的底色，也就是说，古典诗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传统文化的核心向边缘退却，从而减损了承载最深刻精微与惝恍迷离的生命情怀的意义。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古典诗词在学校的课堂上就颇为尴尬。一方面，其在小学、中学的语文教材中都占有一定比重，甚至在大学中文系里，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最重要的课程内容。因此，无论如何，中国古典诗词在课堂上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浅者易将其风干为字词的载体或应试的材料，深者也多将其虚化为作家风格的佐证甚至于典故、逸事的背景。这其实都抹杀或是削弱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美感，也忽视了其所蕴含的生命能量。要解决这一问题，牵连的因素极多，但删繁就简，或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辨体，要把中西诗歌剥离开来，让所有接触这两种诗歌的受教育者都在适当程度上了解它们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就要辨析中西诗歌的不同，不让当代的读者以西律中，在评价与欣赏时产生文不对题的偏差。这是三个方法中最基础也最抽象的一个。二是还原，教授诗歌应当从还原作者的生命经验、体察其生命感悟入手，这样才能抓住诗歌的本质，才不会将其讲成字词造句或典故大全甚至是小说中的“有诗为证”。三是实践，最好让学生进行一些诗歌写作训练。诗歌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最锋利也最易缺损的语言艺术，对于外在形式的要求极为苛刻，理解了外在语言形式，就掌握了进入内在世界的钥匙。如果相反，就只会在表面打转。

一、辨体——中西诗歌的不同

要解决当下诗词教育中的问题，关键点并不在于对细枝末节的修正，而在于本质上对于观念的厘清。在当代文化环境中，对于中国古典诗词划分类别最大的失误，是将中国诗词与西方诗歌等量齐观。毫无疑问，中西诗歌自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正因为有这样的相同，遮蔽了它们之间相异的部分。这种遮蔽在抽象意义上似乎并未产生太大影响，因为相同是主色调，但落实到文化系统中却完全不同；这样的相同会让人们把一种文化标准转移到另一种文化。如果没有标准移用，我们只会比较不同文化的差异，但若以彼律此，就会有价值判断。

西方文学理论将文学文体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抒情性文体，即诗歌，因此，西方诗歌是以抒情为核心的文学文体，其所有的艺术指向也都以抒情为目标。西方诗歌私人化的写作倾向其实也与这种文体抒情性有关，因为人各有情，各人之情宏观来看似乎“太阳之下无新事”，但具体到每个人，其情感则均有强烈的个人特点与私密性，因之西方文学理论多倾向于将诗歌当作诗人的独语。

中国古典诗歌自然也要抒情，但那只是诗歌功能的一种，甚至就传统来看，这并非主要的一种。《尚书》即云“诗言志”，《毛诗序》又进一步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里的“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史记》引《尚书》作“诗言意”，《诗谱序》引郑玄注云“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孔颖达对此作《疏》说：“作诗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习之可以生长志意。”可知，这里的“志”即“志意”，自然不排除也有情感的因素，但更多在思想与精神层面。所以，“诗言志”才是中国诗歌的正途，尤其在《诗经》成为儒家经典之后，诗的抒情功能渐趋衰弱，言志功能增强。直到词的出现，才用另一种体制接续了抒情功能，但是诗的文体势能仍然逐渐把词也吸附到了言志的轨道上。

很多人既喜欢西方诗歌，也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但潜意识中对后者的接受是有范围的。就笔者而言，曾经非常喜欢杜甫抒情色彩浓郁的小诗，如《曲江》《梦李白》之类，对于长期以来被奉为杜甫代表作的“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之类的诗却不太喜欢，也十分不理解这些作品为什么一直都是杜甫的标志性作品。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说：“选诗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举会长、理事等，有‘终身制’、‘名分制’。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所以老是那几首诗在历代和同时各种选本里出现。评选者的懒惰和怯懦或势利，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诗名。”笔者对这段话体现出的透辟与睿智十分佩服，也一直认为杜甫的这几首诗是钱先生此语的注脚。直到阅读渐多，才发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