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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 新文学时期的文学翻译 一 时期 1917-1927 二 重要使命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 掀起白话文运动 三 文学革命三大主义 一 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 二 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 三 推倒山林文学（指封建时代以描述山林景物为主的讲求骈偶格律﹑堆砌典故词藻﹑内容晦涩的文学作品 ），建设社会文学 该时期文学翻译的特点 一 又一次翻译高潮，与西学翻译相比，质量和数量都前所未有。 革命文学家：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郁达夫、刘半农、叶圣陶、巴金 政治家、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成仿吾 专业翻译家：朱生豪、傅雷 二 俄罗斯文学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巨流 新文学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 一 1920年4月，陈望道由日文全文转译《共产党宣言》 二 1920年初，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室首次自德文翻译《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 三 郭大力翻译《资本论》Capital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思想 文言本位原则—白话本位原则 翻译文体的彻底革命 一 关于“直译与意译” 二 关于“信与顺” 三 关于“形似与神似” 一 关于“直译与意译” 观点一：直译用白话，意译用文言 “直译若不用白话，则译俱不得称为十分完备；意译若用文言，则汉文之美可以自由表出。” 观点二：直译意译皆用白话 “文言为传统习惯所缚，较难针对愿意，不适直译。白话则与两种皆无困难。” 观点三：直译意译无关白话文言 “只求意义明了，无关白话文言。总须看材料。” “须依译者的文言或白话程度而定。” 直译法的主流时代 代表人物：周作人 主要译作: 《伊索寓言》 《希腊神话》 《日本小说集》 《现代日本小说集》 《浮世澡堂》 周作人的翻译观点 “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 －－《陀螺》序 E.g. Lying on his back 直译：“仰卧着” 死译：“卧着在他的背上” 胡译：“坦腹高卧”或略去不译 “卧北窗下自以为羲皇上人” “什法师说，译书如嚼饭与人，原是不错。真要译得好，只有不译。若译它时，总有两件缺点，但我说，这却正是翻译的要素：一，不及原本……二，不像汉文……” 至于“融化”之说，大约是将它改作中国事情的意思，但改作以后便不是译本；如非改作，则风气习惯，如何“重新铸过”？我以为此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 直译的条件 一 必须“达意” 二 “表现原文的意义” 三 保存原文的风格 死译和胡译（曲译） 死译－－陈西滢先生说：“他们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后，名曰翻译，而‘译犹不译’，这种方法，即提倡直译的周作人先生都谥之为‘死译’。” “死译”这个名词大概是周作人先生的创造了。 曲译－－曲译诚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精力。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所以我以为，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梁实秋 二 关于“信与顺” 顺派观点： “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梁实秋 “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 －－赵景深 信派观点： “我是至今主张 ‘宁信而不顺’的”－－鲁迅 “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可是，有时候，依照作品内容的性质，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顺，倒可以容忍。”－－瞿秋白 集中讨论的四个问题 一 信与顺的问题 二 直译与意译的问题 三 “欧化”与“归化”的问题 四 重译的问题 瞿秋白的翻译思想 一 大众化原则：“绝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