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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术考古学概念的讨论 学术史上总是有一些吸引人的细节。在20世纪，“艺术考古”一词也是一个例子。在对这个术语进行创造、迻译、传布、阐释和使用的过程中, 学科间的隔膜与交流, 意义的误读与变通, 视野的封闭与拓展, 都曾或多或少地登场亮相。近年来, 该词越来越多地被人们从“学科”的角度加以阐述和理解, 各种的定义、方法、理论层出不穷, 绚烂夺目。对于这些成果, 笔者不拟一一加以评论, 也不是要提出一套新的方案, 至于其中涉及治学风格和态度的问题, 更不是我要讨论的标的。本文的问题是: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对于这个术语的使用在学理上是否具有合法性? 要回答这一问题, 必然涉及对于学术史以及当下学术格局的分析与反思, 要求研究者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清晰的判断力。限于我个人的学力, 我并不奢望得到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 只是想就一些基本的问题和现象进行初步疏理和讨论, 以与对这类问题感兴趣的同仁们交流。 一 “美术考古”一词是米里司的一世纪 与人类历史的变迁一样, 学术史同样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 1 9 2 9年, 郭沫若 (1 8 9 2-1 9 7 8) 根据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滨田耕作 (1881-1938) 的日译本, 将德国学者阿道夫·米海里司 (Adolf Michaelis, 1835-1910) 的一部书译为中文, 标题为《美术考古学发现史》, 当年7月5日由上海乐群书店出版。该书德文版1906年初版的书名是Die arch?ologischen Entdeck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郭沫若译为《第十九世纪考古学的发见》) , 1908年该书改版时, 作者将书名改为Ein Jahrhundert kunstarch?ologischer Entdeckungen (郭译为《美术考古学发见之一世纪》) 。日译本的题目是《ミハエリス氏美術考古学发發見史》, 1929年的中文版沿用了日文版的书名, 在“原序”中, 郭沫若将作者姓名译作“亚多尔夫·米海里司”。但他注意到, 这个书名“既有失原作者之意, 而且是有毛病的。十九世纪以前, 原书既非常简略, 而十九世纪以后在现今要快到半世纪了, 仅仅本世纪的开头的几年有所涉及, 这样便赋之以‘史’的称号, 似乎是不妥当的”, 因此, 中译本在1948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再版时, 郭沫若将书名更换为“似乎更要简核一些”的《美术考古一世纪》。这个名称显然更接近德文版书名的原意。 根据滨田耕作“译者序”所言, 日译本所依据的是该书的英译本, 但他也曾根据德文本做了修订。米海里司此书的英文译名是A Century of Archaeological D i s c o v e r i e s (《考古发现一世纪》) 。日文版题目中的“美术考古学”一词显然来自德文而非英文。这样, 经过郭沫若的转译, “美术考古 (学) ”一词便在中国落地。 关于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和动机, 郭沫若在1946年“译者前言”中言之甚明: 一九二九年我陷在日本的时候, 为了想要弄清中国古代社会的史的发展, 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 除了要把先秦的典籍作为资料之外, 不能不涉历到殷墟卜辞和殷、周两代的青铜器铭刻。就这样我就感觉了有关考古学上的知识的必要。因此我便选择了这部书来阅读。 郭沫若慨叹道:“中国考古学的发见, 可惜现在还寂寥得很。”至于属于“美术考古学”的发现, 就更不必说了。当此之时, 他无法想象“美术考古学”一词后来的际遇。 半个多世纪之后, 中国田野考古的材料有了丰富的积累, 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局面也因之大为改观, 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当下中国学术的总体氛围急剧变化, 一些现象出人意料, 郭沫若译著中的“美术考古学”一词, 在最近十年间几乎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词”;而仅仅在大约20年前, 这个词还相当边缘。目前, 学者们或将“美术考古学”看作一门分支学科, 或将它看作一门交叉学科, 甚至有人呼吁将“美术考古学”建成一门独立学科乃至“一级学科”。这样, “美术考古学”就有了两种读法, 一曰“美术—考古学”, 一曰“美术考古—学”。但无论持何种读法, 中国学者在谈到“美术考古学”时, 大都要提到米海里司的著作。 米海里司的这部书果真是美术考古学获得合法的学科身份的依据吗? 在中国, 或许曾有比米氏更早使用过“美术考古学”一词的著述至今被尘封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然而就学术影响而言, 最先和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 的确是米海里司的这本书。正如译者所言“……而这项学问所谓‘美术考古学’Kunstarch?ologie, 在中国的读书界要算是第一次见面”。那么, 对于这本书有基本的了解, 应当是我们从词源上梳理“美术考古学”这个概念所必需的。 “颂其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