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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模式对语言结构的影响 许多科学家正在关注思维方式与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德国学者威廉·洪堡特提出“语言是一种世界观”。萨皮尔和沃尔夫继承和发展洪堡特的理论, 提出了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其基本思想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和标示思想的方法, 而且是一种形成思想的模子。也就是说:人们的思维影响、决定着语言, 尤其是语言结构的面貌。我国学者孙夏南提出:“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生活空间包括社会演变、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经济生活以及心理机制等等, 无不打上鲜明的民族烙印。这种烙印深刻地镌刻在语言系统上, 成为民族语言的典型特征。”因此, 我们认为, 研究语言首先要研究为语言打上鲜明烙印的内隐文化。也就是说, 首先要研究影响和制约语言形成与发展以及结构形式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等内隐文化。 基于此, 本文试图从研究英语国家基督教文化的侧重理性和逻辑分析, 以及个人价值可以独立于群体之上的自我模式, 与中华民族传统中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侧重整体性和直观性的思维、认识方式开始, 进而研究英语、汉语在组词成句时的结构异同。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揭示出两种思想观念、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在各自语言句式结构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 一、 从整体到个体 一个民族思维模式的形成是在该民族长期的地理位置、哲学背景、文化传统影响之下逐步形成的。追溯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本源, 古代东西方社会的自然地理条件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是在封闭式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一个典型的农耕性社会, 汉文化植根于农村, 发祥于黄河流域广阔的农村大地, 东临不可逾越的大海, 西阻于群山。中华民族在华夏中原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自足地生存, 享受到更多大自然的偏爱, 人们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这种宽松、融洽的氛围塑造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本着这一精神看世界, 汉民族认为万物有灵, 万物通人, 世界上根本没有无生命的、无灵性的东西, 一切色彩、光线、形态的组合均是流转不拘的生命形态, 与人心心相通。因此, 没有人与自然的明显对立, 习惯于从总体方面认识事物, 把世界看成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并用这种观点去解释一切事物和现象, 认为阴阳对立统一是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属性, 如宇宙中有天和地、日和月, 人世间有男和女等, 正是阴阳的交感作用引起万物的产生、变化和发展。 在思想上, 从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孟子的“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的儒家学说, 到老子“君人南面之术”的道家思想, 再到汉儒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主张, 其基点都是着力于对国家安定的维护与群体和谐的追求, 同时这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强调整体, 忽视个体, 强调义务责任, 忽视个体权利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其思维模式具有整体性意识, 强调群体意识凌驾于个人意识之上。 表现在哲学上, 以儒道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从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 老子创立的“万物得一以生”,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道家思想, 《易经》中提出的“与天地合德”, 到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人一也”, 无不表现出最鲜明的中国哲学思想, 即天人合一;其“中心要旨是, 整个宇宙, 包括天、地、人在本体上是统整状态, 不可分的”。中国古代哲学范畴 (阴阳、五行、气、道、神、理、心) , 无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 其特点大都偏重功能性, 而非实体性, 即重视事物的性质、功能、作用和关系, 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元素和实体, 因此, 中华民族对物质世界实体的兴趣远逊于事物对人间生活关系的兴趣。“中国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不同于希腊、印度的‘地、水、火、风’四元素, 前者更着眼于其生活功能, 所以有‘金’。中国古代辩证法, 更重视的是矛盾对立之间的渗透、互补 (阴阳) 和自行调节以保持整个机体、结构的动态的平衡稳定, 它强调的是孤阴不生、孤阳不生;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便突出表现了这一特征, 而不是如波斯哲学强调的光线排斥、希腊哲学强调的斗争成毁……”(P33) 由此可见, 无论是儒家思想和儒家哲学、道家的思维模式和宇宙论, 还是阴阳家的阴阳学说等都是围绕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想渊源而展开的;阴阳五行、八卦、中庸、天人合一等观念无不反映了汉民族把自然与人看成是一个和谐而有机的整体, 同时也把人与人和人与世界看成一个动态的和内在平衡的有机整体。而整体性世界观也意味着强调直觉性的思维认识方式, 因此, 从整体看,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具有综合性、整体性、主体性、直观性、辩证性、模糊性;同时是精神的、内向的、直觉的和主观的。 与中国封闭式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相比, 西方文化属于惟求富强的外倾性商业文化、海洋文化。英美民族的祖先, 西方游牧民族, 生活在一个山呼海啸、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