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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机构的现状与发展 一、 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一直是政策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所以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新农村建设时期,按照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要求,以农村信用社垄断农村金融却活力不够的局面必须改变。基于此,寻找一种使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新的更为有效的农村金融支持机制,将被提上农村经济改革的议事日程。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长期进程而言,如何改变传统农村金融体系的政府控制逻辑,转而步入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逻辑,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未来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国家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时难以对现有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有效改革的情况下,如何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或者说,在现有农村金融机构长期存在,而且农村经济本身对其依然十分需要这一现实情况基础上,如何寻求和确立一条在兼顾现有农村金融体系存在合理性的前提下,有效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合理途径?仅从理论上讲,这就要求我们在保留现有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之间寻求某种有效组合或者均衡点。显然,这是一道在现有理论框架和教科书中都没有现成答案的难题。 二、 农业和农村金融改革的逻辑：从单一体到双重体制的选择 (一) 农村金融困境的由来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对资金的需求增加。为此,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加强农村金融工作和积极发展信用合作的任务。在1955年成立中国农业银行以后,信用合作社的具体工作由中国农业银行组织执行。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信用社也随着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一并下放给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管理。农村信用社变成了国家基层机关在农村的融资工具。1977年,国家把信用社纳入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中,从而合作金融的发展又表现出“银行化”的倾向。1978年,农村实施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而这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而言,进一步控制农村经济剩余,并将其转移到城市和国有企业中是极为迫切的。为此,1979年,国家再度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并规定农村信用社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不仅如此,国家迅速地扩张了国有金融系统,国有银行纷纷成立,并进一步将机构下伸到广大的中小城市和乡村,而且,为了确保对农村经济剩余的控制,国家不允许其他金融产权形式进入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增速减缓,城乡居民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严重。1992年,国家着手围绕“形成一个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而对农村金融进行改革。1996年,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行社分离,确认了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的性质。但实际上,农村信用社在长期“官办“的影响下,早已失去了合作金融的性质,就算后来国家放松对其的控制,“趋利性”也使它将资金不断投向城市和工业。 可见,中国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基本上是由政府主导的改革历程,除建国初期外,农村金融在整个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扮演的只是农村经济剩余的“输出管道”而非“资源配置者”的角色,无法满足农民融资的需要。在以农补工的阶段结束后,国家控制农村金融的收益越来越低,于是,国家倾向于退出对农村金融的控制,并且希望通过支持现有农村金融的改革发展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但现有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效益性成为其首要目标。它们普遍认为,对农户及农村小型企业的贷款,成本高、收益少,且风险大,因此商业银行不断向比较利益高的城市转移,农村信用社没办法转移则需要依靠国家政策补贴来维持。这样的农村金融困境是一种理论和现实的必然。如何破解这种困境?借鉴国有企业改革经验,采取在现有农村金融体系旁边,发展一种新的具有活力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这种双轨制来改革中国的农村金融,是否会具有制度创新的效益呢? (二) 第二,双轨制下的改革 就双轨制而言,诺顿(1994)认为,中国所采取的改革策略是取得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体制上双轨制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经济逐步获得了来自体制外的增长。其中的奥秘在于,原有的国家垄断在改革中有所放松,从而使得新型部门得以进入,由此创造竞争,反过来使国有部门得到自我完善,结果,双轨制的存在使中国的改革过程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樊纲认为,中国渐进改革的要害在于,不先触动国有体制,而是在旧体制的旁边发展出新体制,从而依赖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支持体制的平稳过渡。过去20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樊纲,2000)。张晏、夏纪军(2008)指出,改革实践表明,“双轨制”对于推进中国体制改革的意义,已经不止于经验的积累或过渡性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