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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的阿狄丽雅》中的说谎 如果小说温暖，金仁顺的小说就会冷却。《水边的阿狄丽雅》就是由“我”不动声色、局外人似的讲述了一段另类、神秘的爱情。小说只有几千字,是个挺老套的相亲故事。人们大多认为只有没有吸引力的人才会用这种老掉牙的方式,“我”正是一个看似保守、古板、冷漠,不太受男人欢迎的女研究生。“我”一次次“和陌生男人对坐着,谈完了天气,谈完了工作,谈完了爱好,连喜不喜欢吃辣椒这样的话题也谈了几句以后,我多半会把朗朗扯出来谈上两句”。朗朗的出现让这个故事神秘起来,第七次相看的叫陈明亮的男人闯入“我”的生活,发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 小说中共有五个女性形象:我、朗朗、朗朗的妈妈、陈明亮的前女友、陈明亮朋友的女友。她们是小说真正的主角,也都是“骗子”,为了不同的目的撒谎,又最终被戳穿。就象“我”在小说中说的,“形式改变不了命运”。她们带着各自由社会秩序、道德观念、人生经历打上的烙印,走向各自不同的命运。 一、 “道德缺失”的两个“老” 朗朗的妈妈是故事的“结”。陈明亮对“我”的故事发生了兴趣,由此知晓了朗朗妈妈的一生。“朗朗的妈妈是给死人化妆的。她跟朗朗的爸爸结婚时说自己是护士”,为了获取和其他女人一样爱情的权利,她撒了谎,从这个谎里我们可以看到她自卑自弱的心理。记得看过一部电影,漂亮的女殡仪工数次被庸俗不堪的男人抛弃,甚至丧失了抚摩小孩和与人握手的权利。由此我们可以想象朗朗的妈妈在未撒谎前,经历了多少如视洪水猛兽的冷眼和冰冷的拒绝。渐渐地,社会标准内化为她的标准,她认同了自己的弱势地位,企图用和世俗妥协的方式来换取幸福的入场券。等到“生米做成熟饭”,再生个孩子,或许会得到宽容和谅解。“她被拒绝给予,她自己也拒绝接受和男人一样的成为具有自主选择和自我设计能力的主体的权利。”然而将幸福依附于男人,注定了她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朗朗的爸爸是个一点儿名气都没有的编剧。事业上的不成功,曾使他一味自卑地抬不起头来,但现在妻子撒谎了,由于对方在道德上欠了他的债,就抵消了他作为一个事业不成功的男人所欠的债,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彻底发泄失败的出口,“在家不是打就是骂的,天天在外面喝酒,逮谁就跟谁倾诉”,把自己种种的人生痛苦转嫁到对方身上。所以当朗朗的妈妈想用离婚来结束这段悲剧时,他沉醉于自我异化带来的自信中不能自拔。只要不离婚,只要他们还生活在一起,对方就摆脱不了道德上的负疚感,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转嫁失败,不断获取报复的快感。他甚至不愿意识到这种报复心理,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承认自己的卑鄙无耻,他把这种折磨当成对她道德缺失的正常反应。朗朗的妈妈带着说谎的不安、负疚感和第二性的卑我认同,默默忍受着无尽的痛苦与折磨。她的隐忍等于承认了男人施虐的合理性,并进一步激发他心灵深处的恶,他愈发变本加利起来。“朗朗的妈妈夏天在家也得戴着手套,这也不能让朗朗她爸爸满意”,竟然要将她的手剁下来。没有一个人是能真正摆脱本我的。朗朗妈妈的自我在长期超我的压抑下终于忍无可忍,以本我的一刀换来灵魂的安宁和肉身的被困。她渴望幸福、寻找幸福,却在寻找中迷失了自我。她的被困与父亲的死亡形成一种隐喻符号,暗示散发着死味的恭顺贤良和传统道德准则只能使人性变异,只能围困和戕杀无辜的男人和女人们。 二、 自我救赎:“我”从哪里来 与母亲相比,“我”撒了个天大的谎。“我”和朗朗其实是一个人,却象白天与黑夜那样不同。“我”是个冷冰冰、硬邦邦的女研究生,总是相亲,却总不被人看中。在表层语义上,“我”是“被看者”,但实际上“我”才是真正的“看者”。“我”看着男人们“四处飞动的目光”在听了朗朗的故事后“收紧翅膀,老老实实地停留在我的身上”,还有“他们的微妙的笑容”,“成为我在日后回想他们时的主要内容”。“我”把男人当成游戏的对手,含着冷静的微笑看戏,心里却愈来愈悲凉和绝望。像“我”这样有过心灵创伤的九十年代小说中的新女性多不再轻易动真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超功利爱情的全盘否定。事实上,现实中家庭的不幸、爱的缺失只会让人愈发祈望纯美的感情。厌倦了逢场作戏的男人们,“我”又回眸于传统,希冀从这片过时的土地中淘出些金子来。于是“我”不断地相亲,像垂死的人想抓住最后的稻草。“我”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古板、不解风情的伪装后面审视男人,时不时把朗朗抛出去试探男人、解构男人,又不停地寄希望于下一个。米兰·昆德拉曾说过,“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母亲的故事给了“我”展示不同存在的可能性。母亲用隐忍、贤良小心翼翼地扮演着传统女性的既定角色,压抑着生命的激情与亮色,但这种第二性的退让却最终导致尊严的彻底沦丧。目睹这种存在毁灭的“我”,必然会寻求另一种存在方式。这样,母亲入狱后,“我”放逐为朗朗就具有了偶然性中的必然性。 赫拉克勒斯面对卡吉娅轻盈的丰润和阿蕾特沉重的美好颇费踌躇;昆德拉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