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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皇帝诏中的民生问题 汉代皇帝的诏书中有很多关于人民生活的问题。学术界并没有从皇权和生活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这项工作旨在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初步探讨。研究的基本资料,即诏书的统计,以清代严可均所辑《全汉文》与《全后汉文》为准,因为严氏所辑除了把《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主要汉代史料书籍中的诏书囊括殆尽,还收集了散见于其他史料中的诏书片断,基本上包罗了他那个时代能见到的全部汉代皇帝(包括皇后)诏书 一、 有关生活的文件 中国古人很早就牢固地树立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一) 关于民生的敕令主要是祭祀。当皇帝向上帝献祭时，他会祝福人民，并显示他们对人民生活的关怀 如文帝十五年夏《议郊祀诏》:“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毋害于民,岁以有年。朕畿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朕劳。” (二) 《隋书》卷四布达拉宫上的岩石上,云:“清新,油气高而兴云,起事不大量,起事不实践,导致上下结结其国家之报。” “去秋雨泽不适,今时复旱,如炎如焚。……其令二千石理冤狱,录轻系,祷五岳四渎,及名山能兴云致雨者,冀蒙不崇朝遍雨天下之报。务加肃敬焉。” (三) 实际应用的诏书是政府采取的实际措施，对全体或部分的人们生活有一定的影响 这一类诏书是民生诏书的主体,又可分为七种类型。 (四) 民生诏的主要分类 重视纳谏和选拔贤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特点。汉代选贤求言诏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象征了皇帝的亲民爱民,宣帝地节三年十一月《举孝悌诏》曰:“故并举贤良方正,以亲万姓。” 以上把民生诏书分为四大类若干小类,分类本不是容易之事,皇帝下诏又是针对实际问题而发,而实际的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常常是各种问题搅在一起,因而一道诏书常常包括若干方面。重视农业生产不仅反映在劝农诏书,还在求言、救灾、省费节用、祭祀等诏书中得到体现;求言选贤诏常常因为灾害而发,因而与救灾救急,赈济贫民的诏书搅在一起;救灾济贫又与重农助农、求言选贤、整顿吏治、清理冤狱、省奢节用等内容难舍难分;某些禁止奢侈的诏书与移风易俗相近;赐爵多与赦诏联系在一起,但“必然对农业人口有所影响” 二、 文景年间的刑罚诏文 汉初高帝时期,所下众多诏书中,关系民生比例较少,这是因为此一时期以军国大计为急务,民生尚在其次。但仅见的几条民生诏书却可谓为汉初由乱到治奠定一基础,为汉代基层政权的特色立一制度,为汉代民生的诏书开一风气。据《汉书·高帝纪》,高帝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汉书》没有指明这是一道诏书,但从其内容来看,这个“令”极有可能是刘邦所下。其时刘邦尚未被尊为天子,所以不称诏。这个“令”中涉及民生的内容有“赐民爵”“复勿租税”“赐酒肉”,这几项内容都被以后汉代近四百年的诏书反复申明。尤其是设置三老,成为汉代乡里基层组织的一大特色。高帝五年五月《罢兵赐复诏》包括五项内容:(1)“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2)“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3)“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4)“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5)“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其中第(1)、(2)项内容针对农业生产;第(3)、(4)项与关注吏治、减轻刑罚的问题相涉;第(5)项内容与后来众多的大赦天下诏的内容相类似。高帝十一年二月的《定献费诏》体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意图。高帝刘邦于戎马倥偬之际,措意民生,其顾虑所及,重在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农业生产,抓住了民生问题之关键。比较秦帝15年间,不曾下一道关注民生的诏书,宜乎秦之败、汉之勃兴也。 汉高帝民生诏书的实行效果,联系到汉初三老制度即建立起来,汉初社会由乱到治,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可知高帝的这几道诏书,至少在指导思想上产生了效果。《令诸吏善遇高爵诏》提到“吾数诏吏”“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惠帝享国日浅,《汉书》载其诏书一篇《重吏禄诏》,吕后有《除重罪诏》,这两条诏书属于吏治与减轻刑罚的范围。 汉文帝是历史上第一个下达大量诏书关注民生的皇帝,《全汉文》收文帝诏书35篇(其中有一篇《答陈武》,可能也是诏书,笔者归之诏书类),关涉民生的诏书约20篇,所占比重超过1/2。其中农业诏(5篇)和刑罚诏(4篇)较多。加上十五年夏所下祭祀诏《议郊祀诏》祈求“岁以有年”,后元年三月《求言诏》问及“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 文帝重农的原因可以从同时代贾谊、晁错的上书中得到答案。至于产生的效果,据文帝十二年三月《劝农诏》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