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抑或就读百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docxVIP

罢黜百家,抑或就读百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 一、 矛盾双方都不应进一步整合 根据汉代董仲舒的传记，董仲舒的对策是：“春秋时期的一大统一者是天地的不朽之经，以及古代和现代的友谊。”。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武帝纪·赞》又将它概括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 由董仲舒提出、班固定名的“罢黜百家”,作为“独尊儒术”的对立概念,从修辞学角度立论是颇合乎逻辑的。后世史家不加深究,沿袭其说,颇失历史原貌。今提出异议如下: 首先,提法不够科学。论者囿于汉代“儒术”与百家如同战国诸子百家自立门户、互为水火的陋见,且受秦始皇统一学说独尊一家、消灭百家的影响,夸大了汉代儒学与诸子学矛盾双方的差异性,无视矛盾双方的同一性。秦汉之际各个学派已频繁地进行互相渗透,通过渗透,汉代儒学与诸子学已失却先秦时代的原始与单纯面貌,儒与非儒学派的差异在逐步缩小。既然汉代儒术注入了诸子学的血液,诸子学也吸取了儒学的养料,互相糅合,那么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也必附带惠及诸子百家,何来“罢黜”可言?若“罢黜”只指先秦时代的原始诸子学,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学术思想哪能一成不变。总之,“罢黜百家”的提法不够科学。 其次,不符合实际情况。论者多据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第三,各派枢臣兼收并用,而不罢黜。汉武帝在位53年(公元前140年至87年),共任命丞相、御史大夫正副枢臣29人,他们是卫绾、窦婴、牛抵、许昌、赵绾、严青翟、田蚡、韩安国、薛泽、张欧、公孙弘、番系、李蔡、张汤、赵周、石庆、卜式、倪宽、公孙贺、延广、王卿、杜周、暴胜之、刘屈氂、商丘成、田千秋、桑弘羊。其中卫绾、窦婴、赵绾虽好儒,但非儒家。真正称得上儒家的只有公孙弘、倪宽两人,余为外戚、功臣、郡守、酷吏、商人及诸子学者。因此,从枢臣数字比例来看,儒家只占少数。从武帝任用多数非需家为枢臣来看,怎能解释为“罢黜百家”呢? 第四,情采众长的人才观不可能“罢黜百家”。汉武帝为了建功立业,思贤若渴,广求贤才。最能体现武帝用人思想的是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的《求茂才异等诏》。诏书的出发点是事功求贤——“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把事功置于人才之前,说明武帝求贤的目的是建立功业,而建立功业则必须罗致卓异人才。诏书次述用人应豁达大度,不拘小节,反映了武帝不拘一格、不循资历的任贤致治思想。起自州郡吏民有不少是出身低贱的贫士,只要他们具备将相之才,或不辱外交使命,可以破格提拔重用,而不问其是否为儒生。 家有大小,派有繁简,各有所长,不能取代。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但在实标贯彻中并不完全照此办理。正如《史记·龟策列传》所说:“今上(武帝)即位,情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长,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无所阿私”,总结了汉武帝对“百端之学”的宽容,而不是罢黜。 二、 尊儒是汉武帝“成就儒术”的前提 董仲舒主张思想统一,他的贡献是把战国以来诸子百家学说在孔子的旗号下,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下统一起来。经过他的改造制作,汉代儒学已非先秦的原始儒学了。同样,汉武帝的尊儒主要也不是尊孔,其实质是尊自己,即尊皇。不过,他通过统一思想,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在这里,有必要弄清汉代儒学的兼容诸说的特征。 首先,要弄清董仲舒和汉武帝的一些思想特征。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属今文经学,主张变通,这是他能兼融诸子学说的前提,形成了情采众说的思想体系。他虽吸收了法家的君权至高无上的封建专制思想,提出了君为臣纲的理论,但他是批判地继承,说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教训于下也。” 经过融合的汉代儒学显然同原始儒学不同。以义利观为例,原始儒学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孔孟重义轻利,就是重道德说教,轻物质利益,当然是不对的。法家重视功利效用,墨家讲究物质生产,道家注重个人享受,他们都讲利。汉武帝把法、墨、道诸家的重利说援入儒学之中,改变原始儒学的义利对立说为汉代儒学的义利统一说。政治上的推恩令,经济上的算缗告缗、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无不如此。就是对边疆的开拓,武帝也以义利统一的指导思想,终于取得了抗击匈奴战争的胜利。这些与耻言功利的原始儒学都是格格不入的。可见,汉武帝“独尊儒术”云云,仅是尊崇汉代儒学罢了。 其次,要弄清汉武帝的崇儒是有始无终的,或不是一以贯之的。这个提法始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下诏策问,董仲舒在策对中提议建立太学,培养儒生作为选拔官员的机构,把经学立为官学,由担任博士官的经师执教;把诸子书排除在外,以五经作为教科书,以确立儒学的正宗地位。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