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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再思考 　　摘要：《野生动物保护法》之所以被批评是“野生动物利用法”，归根结底，是因为野生动物被当做人类行为的客体。事实上，野生动物是自然资源，更是生态资源，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其生态价值越发突显。因此，应彻底摈弃客体论，将野生动物从一种供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狭隘认知中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上，应当继承传统野生动物保护中“惜生”的生态智慧，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树立野生动物保护生命观，将其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精神与价值。 　　关键词：野生动物;生态文明;生命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3-0040-04 　　2019年年底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野生动物的交易和食用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引发全民热议。我国并非不重视野生动物保护，事实上，仅涉及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就超过300部，其中作为基本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在2016年完成重大修订，可见该领域的法律体系应该是比较完善的。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暴露出我国在野生动物法律保护和实施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重要问题，吸取教训，加强野生动物保护，防范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是当务之急。 　　一、野生动物不只是一种自然资源 　　无论是交易还是食用，实际上都是对野生动物的利用。历史证明，对野生动物的利用，既不能不加约束，也不能一味禁止，否则便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野生动物保护和利用间的关系一直是立法争议的焦点，最终取决于立法者对野生动物的认识。 　　1988年通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被批评是“野生动物利用法”，多年来饱受诟病。到了2016年，《野生动物保护法》迎来重大修订，如在立法目的中删去了野生动物利用内容，在基本原则中将“合理开发利用”改为“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从而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理念保持一致，这无疑是一大进步。除此之外，新修订的法律还在许多具体方面有所突破，如定时更新名录，关注动物福利，加强许可管理等，这些都值得肯定。但遗憾的是，这次修订并不彻底。例如受保护野生动物的范围依然较窄，仅限于“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第2条）;对于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只要提供合法来源证明和检疫证明，就能够出售、利用（生产、经营使用），更没有禁止食用（第27、30条）。可见，修订后的法律尽管在努力地突出保护色彩，但实质上仍然是将野生动物视作一种供人类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未能在根本上实现“保护本位”。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大多数的野生动物没有或未能及时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名录，也不满足新“三有”（即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标准，但不可否认，它们依然具有法律保护的价值。这是因为生态平衡离不开生物的多样性，自然界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是生态系统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独特的生态功能，其生态价值无法衡量，更不可能被取代。如果人为地在不同种类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间分出高低，对其中“不那么重要的”野生动物疏于保护，就会纵容不当利用行为的发生，进而增大生态系统风险和公共安全风险。从2003年的“非典”，到今日的新冠肺炎疫情，留给人们的惨痛教训不仅仅是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还有其背后的深层反思：野生动物立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又可转化为我们理应如何对待野生动物？ 　　当我们将野生动物视作一种自然资源，实际上就是将野生动物作为人类可以利用的对象，反映到法律中，利用就是目的，保护成为手段。此时，人与野生动物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野生动物在这里被物化了。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有的野生动物被法律禁止食用，而有的野生动物却可以合法地被送上餐桌。如果说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定时存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考量，如国家有赖野生动物作为资源换取外汇，民众需要将野生动物作为食物供给不足的必要补充等，但时至今日，这些需求已经不复存在。既然是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理应从“满足人的需要”回归“满足野生动物的需要”，也即满足生态平衡之需要。从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来看，这个趋势十分明显，但远未实现。 　　1988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际上是“利用本位”，2016年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虽然开始强调“保护优先”，却未能在制度內容上一以贯之。究其症结，还是对野生动物的认识不全面，只看到了人类活动中的野生动物，未能看到生态环境中的野生动物。当我们意识到野生动物不仅仅是自然资源，更是宝贵的生态资源时，就能够平等地对待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因为就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