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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言学的角度对白话文运动的重新思考 摘 要：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响应了“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的口号，以废除代表封建旧势力的文言文为己任。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回头再看这个事件，思考当年是否有必要为了宣扬白话文运动而把文言文彻底的否定并废除呢？当年激烈的运动中是否掺杂了很多非理性的成分在里边？运动造成的结果是正如领袖们所期望的吗，还是利弊互现呢？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从语言发展的原则和规律及汉语的本质和特点，来重新评定这场运动，指出当年运动中一些不正确的概念及我们对待文言文应有的态度。运动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当年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但是明示其正确与失误，对我们以后文字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文言文；白话文；白话文运动 【DOI】10.19312/j.cnki.61-1499/c.2017.04.124 一、对于文言文的误解 1.语音中心论 白话文运动的指导性思想采用了西方世界的观点，认为文字应为记录声音的符号。由此“语音中心主义”占据语言的主导地位，文字成为语音的附属，刘师培也认为“上古之初，有语言而无文学，未造字形，先有字声。”但是人们忽视的一个事实就是西方文字属于“表音文字”但是，汉字是属于“表意文字”，两者在这个层面上讲并不具有可比性。西方语言学中关于语言中心论毕竟是建立在西方语言之上的，而西方的表音与中国的表意是两码事。“表意文字”并不意味着比“表音文字”差，赵元任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表明表意文字在有些领域是优于表音文字的。 2.言文一致说 在白话文运动中，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文言文言文不一，是一种落后的文字，阻碍民智失误启蒙，使得文盲数量大，也阻碍了新文化传播的根源。言文一致说来源于语言中心论，认为文字是口语的附属品，应与口语保持一致。这种观点在晚清黄遵宪所著的《日本国志》中就有所提及，他认为西欧各国强盛的原因就在于“盖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但是所谈及的西欧文字都是属于表音文字，而汉字为表意文字，所以这种比较是不科学的。我国最早的甲骨文和金文和口语无关，它们的作用就和“结绳记事”一样是一种“记录文字”，写起来愈简单愈好，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去。白话文从唐宋开始滋生与发展，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两者是以一种平衡的互补关系存在而缺一不可，文言文有其精简的特点，而白话文也有其时代性和生活性的特点。文言与口语不一致问题的提出，也是将西方语言的特点套用在了自己文字上了，将“言文一致”作为汉语改革的标准。其实白话文运动的这一目标并未完全得以实现，据朱德熙所言，五四运动之后的所谓白话文作品也并非完全属于真正的口语，而只不过是用北方官话做基础，受明清白话小说的影响，同时带有方言、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文体。 3.文言死文字论 在运动中，不少发起者都给文言文判了死刑，认为这种古老的书写系统应与旧时代一起灭亡。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 我国的文言是一种一脉相承、本国本土长生的应用文字。它和语体是有血肉难分的关系，它不是像希腊文、拉丁文那种全死的外国文字。总之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的特征。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吸收他人之精华，提出自己之糟粕，原是义无反顾的；但是我们断然不可，引文洋人怎样，我们一定也要怎样”。与胡适同属新文学阵营里的刘半农，他对胡适一概废弃文言的主张也有保留，认为“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峙的地位”，“以二者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处，未能偏废故。故胡陈二君之重视“白话为文学之正宗”，钱君之称“白话为文章之进化”。不佞固深信不疑，未尝稍怀异义。” 4.汉字词素论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各个领域都向西方学习，并以西方的各个学科为榜样纷纷建立各种各样的“学”，语言学也开始运用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建立中国的现代语言学，一些学者套用西方语言学的体系，把汉字认作为汉语最基本的单位——词素，而没有考察汉字的自身特点：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是最小的书写单位（方块汉字）、最小的听觉单位（音节）、最小的结构单位（字）的三位一体，这是字的最重要的特点。印欧系语言由于音节与概念性意义没有强制性的对应关系，不是表义的语音单位，因而就没有这种三位一体的特点，而是三者相互分离。盲目套用他者的概念，是不科学的。 二、误解产生的社会背景 随着近代国家的危亡，中国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将中国大众从封建束缚中启蒙。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La Jeunesse），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他認为只有这两者才能救治中国在政治、道德、学术和思想上的黑暗。这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