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叙事的主题扩展与批判焦点的位移.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农民叙事的主题扩展与批判焦点的位移 《尸功记》发表于《鸭绿江》1980年第11期，这是诞生于“高晓声创作的旺盛时期” ①的一篇作品。1979年，“归来者”高晓声发表了《“漏斗户”主》和《李顺大造屋》两篇小说，并凭借后者摘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发表于《人民文学》第2期，获得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连续的获奖给高晓声带来了巨大的文学声誉，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此后文学史对于高晓声叙述的走向，“陈奂生系列”成为高晓声的代表作和标志性风格。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同一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尸功记》的被遮蔽似乎在情理之中，它不仅未能成为文学史关于高晓声叙述的一个重要讨论对象和组成部分，甚至在高晓声本人的评价序列中也并不占据主要位置。1979年至1984年，高晓声以年份为基准连续出版了年度性的短篇小说集，由此可见其在1980年代初期的创作量相当可观，但这些作品大多被两部获奖作品所遮蔽了。高晓声对此并不满意，他曾在与叶兆言的对话中谈及对于这一现象的个人思考，两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我后悔一件事，《钱包》《山中》《鱼钓》这三篇没有一篇能得奖。” “是啊，《陈奂生》影响太大了，”我说，“我看见学校的同学在写评选单的时候，都写它。” “哎，可惜。”他叹气。② 在这段回忆性的以叶兆言视角复述和复原的对话中，高晓声在为另外三篇同时期发表的作品打抱不平。从主题和叙事风格上看，这是游离于“陈奂生系列”之外的三篇作品，在叙事主题和方法上另辟蹊径，与“陈奂生系列”并无关联。相比较而言，《尸功记》与“陈奂生系列”的主题和风格更为接近，在彼时更有理由获得关注，甚至好评。但在高晓声个人的评价序列中，《尸功记》显然并不占据靠前的位置，而在更为广泛的读者中间也未获得太多的反响和认同。 然而，这的确是一部带有典型高晓声叙事风格，彰显其机智和敏锐洞察力的作品。一方面，它延续了高晓声一贯的对于农民与农村主题的书写，并将《李顺大造屋》《陈奂生进城》等作品中“吃”与“住”的主题扩展或上升至生与死的主题，并通过生死主题深刻反思批判社会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它延续了其批判性的写作风格，并将批判的锋芒更深地显露出来。相较于《“漏斗户”主》中终于分得粮食，摆脱“漏斗户”窘境，《陈奂生进城》中阿Q式精神胜利的“光明的尾巴”，《尸功记》的批判性显然更为彻底，且它的批判锋芒不再聚焦于农民群体，而是位移到了公社领导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体系的基层环节之上。换言之，这部作品既在创作题材和风格上与高晓声一贯的创作具有延续性，同时又把这种风格强化和主题扩展了，是一篇不应该被忽视的重要作品。 1 考察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农民既是重要的考察对象，也是观察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相比于以往历史时段中农民作为被统治者/造反者的历史定位和形象叙述，20世纪的中国农民无论是作为阶级还是阶层都有了巨大的内涵扩容和主体能动性。20世纪之初的前三十年，农民是作为被启蒙者来定位和叙述的，这种叙述在鲁迅等一批“五四”作家的笔下得到展现和强化。事实上，无论是晚清末期的军阀混战还是民主革命，农民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参与度极低，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游离于主流的历史进程之外，也因此成为被启蒙者以及“国民劣根性”批判的重要对象之一。30年代之后，伴随革命发展需要，农民作为革命主体的身份被逐步强调，并在毛泽东的一系列政治论著中得到理论上的确认。农民的身份地位由早期的被启蒙者到革命主体，经历了根本性的身份转变、功能上升和意义负载。这种革命主体性的身份和地位此后延续下来，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段，这种身份的功能定位又有着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尸功记》中有着深刻体现。 《尸功记》的叙述起点是王老七之死，重点内容围绕如何下葬的问题铺展开来，是遵从传统习俗土葬还是按照县革委会的新政策火葬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矛盾和叙事动力，二元对立的结构既简洁明了又突出主题，这是高晓声小说的一贯风格。王老七之死是典型的“农民之死”，不管是从出身、经历、影响等各方面考察，王老七都归属于农民阶层和农民队伍，农民身份是王老七的本质性身份。王老七的死亡本是最常见亦非常普通的一个自然事件。“他离开这个世界，就像一片枯黄的树叶从枝头悄悄落下来，完全不该引起任何注意。”③然而，当王老七之死与关于火葬的新政策发生时间上的偶合，历史的张力乃至残酷就骤然显现了出来。如果继续遵循传统进行土葬，则意味着传统文化习俗对于新政策的抵抗。如果執行火葬，则意味着新政策的“时间开始了”。这样，如何下葬的问题引发的矛盾和对峙就不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命运问题，而是不同历史主体之间的对峙和对抗问题。从结果来看，作为传统乡村文化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