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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读书笔记 通读了一遍《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这本书后，感觉林毅夫用比较严谨的思维和实证研究证明了制度的变迁和技术的创新是如何促进中国农业发展的。接下来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写这篇读书笔记：第一，《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这本书的整体框架；第二，对该书的各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第三，根据论文的内容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首先是《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这本书的整体框架。该书的10篇论文紧扣制度和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这个主题，前5篇文章探讨了农作制度变迁的原因，不同的农作制度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后4篇文章讨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技术的选择、创新和扩散；最后一篇文章《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纵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说明中国的科技在前现代社会领先于世界各国，但在现代社会却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下面要说的是该书的具体内容，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论述。 一、农作制度的变迁 该部分主要集中在该书的前5篇文章。从1978年前的生产队体制开始谈起，再到1978-1983年间的农作制度的转变时期，到最后1984年后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在《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这篇文章中，林毅夫认为1959-1961年间农业生产的突然滑坡主要是因为1958年秋运动从自愿的性质变为强制的性质，农民退出的权力被剥夺。他通过大量的数据来论证传统观点的片面性，传统观点之所以认为会出现这三年的农业生产的滑坡是因为：（1）连续三年的坏天气；（2）政策失误加上合作社的管理不良；（3）由于合作社的规模不当引起的激励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气候并不能成为农业生产滑坡的主要原因，因为气候回到正常状态时，农业生产率也应迅速恢复到坏天气以前的水平，而在这场危机中这种现象并没有出现；他还认为正如气候不能成为危机的原因那样，政策失误和管理不良也不能成为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1962年政策恢复以后，农业生产率并没有回复到公社化运动前的水平；而关于合作社的规模不当所引起的激励问题不能成为危机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之后的生产队作为生产管理和核算的基本单位后，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所监督的，但是农业生产率依然不能回复到公社化运动前的水平。紧接着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这篇论文中作者就谈到了生产队的激励问题，并用比较独特的模型证明了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责任制变迁的原因。林毅夫认为一个地区采用家庭责任制的速度，是该地区变为新制度的所得与成本的函数；农业生产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责任制的制度变迁效应，主要来之努力供给的增进，它包括劳动和数量方面；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责任制的变迁，对农业生产具有正效应，但是它对家庭副业生产的效应是不确定的。 农作制度由生产队制向家庭责任制的变迁，使得1978-1984年农业的发展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但是1984年后农业增长的速度明显减慢。在《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这篇文章中林毅夫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作了解释，这篇文章运用了大量的数据，最终得到的结果表明从生产队体制向HRS的转变，是1978-1984年产出增长的主要源泉。同时也发现作物类型从粮食作物向非粮食作物的变化也具有正的影响，不过这两种效应在量上都非常小。经验结果也揭示出，国家牌价和市场价格的变化对产出增长的效应，也是由它们对投入使用水平、作物密度和作物类型的影响间接派生出来的。1984年后产出增长变得缓慢的原因是劳动力的外溢和肥料的使用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导致的，同时国家牌价的急剧下降也是产出下降的原因之一。为了进一步的阐明1984年农业增长速度减慢的原因，在《中国改革后决定农场投资与农民住房建设的因素》这篇论文中，林毅夫认为减慢的主要原因是改革产生的激励增加所具有的潜在收益已经竭尽，农业的进一步增长开始取决于农业发展的常规要素，即在物质方面的进一步投资、投入品供给的增加和技术变迁。该文还重点讨论了抑制农村投资的潜在因素，为了验证农场规模、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以及金融的不充分性是抑制农村投资的潜在因素，林毅夫运用了大量调查得来的农户的数据进行研究，最终得出当流动性制约是有效的约束时，追加的信贷对两种类型投资的效应均为正值。在土地使用权方面增加的风险将导致较少的农村投资和较高的住宅投资，而较高的生产性投资和房屋的初始存量，则对这些项目的投资产生负的直接效应和正的交叉效应。 作为在本书中从制度变迁的研究转向对技术的研究，第5篇文章有一个很好的过渡。在《中国的家庭责任制改革与杂交水稻的采用》这篇论文中，该文试图以杂交稻种的开发与开发为例，来分析中国农业中的创新采用决策是怎样做出的，以及农作制度的变迁是如何影响这一决策的。杂交水稻的采用率取决于某些地区别的特征变量，如种子、分配体系、推广体系、灌溉质量、运输体系及其他略去的不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