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译词被淘汰殆尽的原因.docVIP

　　严复的译词被淘汰殆尽的原因 　　1. 首先是他自身的原因。 　　他虽然作为当时在文坛上占有优势的桐城派古文名家,对自己的文章和译词颇为自负,在初期的译著中,尽量不用日语译词。但是由于那时,他几乎是独自一人从事翻译和介绍欧州近代文化著作的,所以,因不堪创造译词之辛劳,从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起,也不得不偶而借用一些日本汉语词汇。这种倾向在翻译密尔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时便日益明显,许多可能出现的译词在母胎中便夭折了。 　　2. 其次是外部的原因 　　光绪二十六年(1891)左右,因受到邻国日本从四等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现实的刺激,政府动员了大批回国留日学生翻译日本出版的启蒙学术著作,范围涉及到全部科学领域(其背景是有人希望参考日本学制,迅速完善中国近代教育机构)。在这批学者翻译著作里,使用着大量的日本汉语词汇。从数量上对比,严复煞费苦心创造的译词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这些著作出版后,受到读者,特别是留日归国学者的欢迎。 　　在这种形势下,严复独创译词的热情急剧低落,在第三部译著中,甚至无端照搬日语词汇,将railway(铁路)译成“汽车路”(日语将“火车” 　　叫作“汽车”)。为了吸引读者,在翻译了第四部著作后,他更加积极借用日语词汇,不断更改自己的译词。 　　3. 再次,严复的译词和其文一道“行之不远”,和他太务渊雅、刻意仿古亦有很大关系。 在《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他说其译之书“非以饷学童而望具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使其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严复使用古雅字法句法译书,与他译书的用意相一致,是适应他心目中指定的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读者的。难怪梁启超批评说:“吾辈所就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说:“他的译文,又很雅训,给那时候的学者,都难读下去。??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严的译著很少人读,他的译词难道可以流传下来? 　　4. 严复的译词有相当部分是音译词,且受严复本人的方言语音影响,以致很难被当时熟读中国古文的知识分子接受;5. 译词的使用和推广同高等教育水平及国家行政机关、宣传媒介的提倡努力密不可分。日本人从沿用中国词汇到自己大量创造译词,是以明治年代为临界点,并随着教育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这表明日本人从对汉语抱有劣等感一跃变为抱有自信感。而与此相反,自鸦片战争起,我国国力日渐羸弱,教育科技均付阙如。中国所谓的高等教育机构,多数是在帝国主义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政府一些机构对学校教育管理不力,形同虚设,唯“西风”(也包括“东洋风”)是崇。而任课教师又多为留洋学生,因接受外国文化影响,对中国文化反而由抱有亲近感转为抱有劣等感。加上受到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错误认识的影响,连留日学生也无意去分哪是中国词汇,哪是日本词汇。可以想象,他们在采用学科名称、使用课堂用语时,对古文名家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字字由戥子称出”的译词会抱有什么态度。纵然严复当时在积极借用日语词汇的同时,仍旧保持使用自己的译词,如将Syllogism译成“联珠、连珠”(日译“三段论法”),将Concept译为“意”或“恭什布脱”(日译“概念”)等,但因为没有取得社会和教育方面的足够重视,不久也就销声匿迹,以致在民国十九年出版的《严复名著丛刊》卷末的注释中,都要在严复的译词后一一注明“今译××。”由于上述几个原因的综合作用,严复译词终于被来势汹涌的日本新汉语词汇“吞没”了。 　　严复的译词大都消失了。作为汉字的母国---中国却反而输入大量的日本词汇。这从文化交流上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密切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思想交流。但它也记录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文化教育日趋衰败的历史。作为一个中国人,理应对这段文字语言发展史上的断层表示痛惜。建国以来,中华民族不仅能够做到在语言文字方面海纳百川,继续保留使用和吸收了不少外国辞汇,丰富了我国的语言,而且在运用汉字创造新词,以求对译任何外来语言方面,再次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味之素”被我们抛弃了,代之有“味精”;“水门汀”消失了,继之有“水泥”;“镭射”昙花一现,“激光”再次登场;??总之,我们在此看到的已不仅仅是文字语言发展史上的词汇变化,我们似乎还能从中听到中华民族在恢复元气之后跳荡着强壮有力的脉搏声。 　　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日本的新汉语词汇奠定了日本社会的现代化基础。 　　现在我国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阶段。为了重新认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了解汉字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词汇作为消化外来文化的窗口作用,不是没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