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春霖词的苦难书写.pdfVIP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 Jan. 2018 / No. 1 词学研究 蒋春霖词的苦难书写 杨柏岭* ［摘　要］ “诗史”（“词史”）思维本质上体现了中国士人苦难书写的传统。蒋春霖关注社会底层 人物的人生苦难，承接鲍照《芜城赋》的创作传统，以凄凉之笔刻画咸丰年间的战乱氛围；心揣“杜鹃 啼血”之哀，描绘乱离行役之人的悲情；秉承传统的悲秋之愁，书写“军中九秋”的苍凉主题；深感“感 士不遇”之恸，对自己天涯沦落的身世发出无尽喟叹。蒋春霖的诗性人格及其遭际，促使其词延续并强 化了中国文学“穷而后工”的艺术精神。 ［关键词］  蒋春霖；《水云楼词》；词史；苦难书写 引言：从“词史”到“苦难书写” 受到杜甫“诗史”思维的影响，“词史”思维亦于明末清初萌芽，至清代周济有感于嘉、道期间的社 会盛衰之变，正式提出“词亦有史”之论。随着内忧外患的晚清时局的到来，富有“词史”意义的词作 相继问世。其中，生活在道光、咸丰年间的蒋春霖（1818—1868）填词，便多写太平军攻克江南时人 们的离乱行役和身世之感。咸丰七年（1857），徐鼒《水云楼词序》指出蒋春霖词有“帘雨阑珊，念家 山于破后”的特点；十一年（1861），褚荣槐《水云楼词序》指出其词“时或《芜城》作赋，山阳闻笛；吟 杜陵《出塞》之章，洒新亭高会之涕”；至谭献评蒋氏《踏莎行·癸丑三月赋》，便明确说“咏金陵沦陷 事，此谓词史”，总论又云：“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而晚唐、两宋一唱三叹之意，则已微 矣。”a此后，以“词史”评说蒋春霖词的特点，便为论者所共识。 蒋春霖论词主张“词祖乐府，与诗同源”（李肇增《水云楼词序》），可见，“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乐府创作传统，也是蒋氏填词的要求之一。因此，刘毓盘在《词史》中指出的“言情之作，皆感事之 篇也”b ，颇能得蒋春霖词的要领。只是长久以来，人们受到谭献的双重影响，或看重蒋春霖“与成容 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c 的词史地位，分析其作为“词人之词”以情取胜的特点；或看重蒋春 霖被视为“诗家老杜”的地位，欣赏其词的叙事特点。那么，言情与叙事是如何统一在蒋氏词中，则 很少有人去真正研读。还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以来受到西方叙事文学及其文学“再现”理论的影响， * 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241000。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乾嘉以降 词史演进的文化学考察”（12BZW055 ）阶段性成果。 ac谭献辑：《清词一千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46页、第254页。 b刘毓盘：《词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7页。 109 论者在解读蒋春霖词的史诗性质时，往往多强调其反映社会的功能，而对词人个人的人生体验重视不 够。因此，仅以“词史”、“词家老杜”，并不足以把握蒋春霖词对社会、人生的书写内容。于是，研究者 们一方面承认蒋春霖填词或因时事而发，或托事寓意，另一方面又指出其所写之事非身历之果。这些 貌似揭示了蒋春霖词的特点，而实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主张，均因未能尊重“中国文艺在心理上重视想 象的真实大于感觉的真实”，以及“华夏文艺及美学既不是‘再现’，也不是‘表现’，而是‘陶冶性情’， a 即塑造情感”的艺术传统 。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杜甫“诗史”到蒋春霖“词史”作品，所反映的对象主要就是人生的苦难事件 与苦难体验，传承了中国儒家诗学“穷而后工”的精神。在儒家士子忧患意识的引导下，传统诗史类 作品的“苦难叙事”多表现为一种伦理化的叙事模式，善恶、忠奸、治乱的较量既是苦难的根源，也是 苦难的呈现，诗人们既忧国、忧世、忧民，也忧时、忧生、忧己。从而，在叙说苦难事件、抒写苦难体验 中，表现出一种群体与个人互相纳入的叙事方式，并时时流露出人生如寄、命如朝露的生命体味。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