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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生活的阴影——从创业的视角看打压房价的后果 许德音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过去十几、二十年是让人充满希望的年代：经济在高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准不断提高， 城市化在持续，令人担忧的人口爆炸没有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股票和房屋产权，私人企 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 但是不知从何时起——可能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我们突然彷徨起来，感到迷失 了方向，甚至开始走回头路。本来因为在做学徒而心中忐忑，现在师傅出了问题（一位很懂 经济的领导人如是说），一些人开始怀疑学做蛋糕究竟有没有用，另一些人则干脆认定自己 本来就不需要师傅：反正平分蛋糕谁都会。 最糟糕的表现，是我们开始压制那些我们在过去二、三十年赖以进步的动力——私有 产权，以及对财富的追求。 不管你怎样描述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特征，都无法否认我们今天的社会经济成就起源 于像承包制这类私有制度的萌芽，一直发展到近年物权法的产生。在此期间，国营工厂的管 理者和员工得到了报酬，投资者获取了股份，居民拥有了自己的物业。企业家经过多年的跑 马圈地，开始谈论真正的管理与创新。我在五年前的一篇短文中乐观地写道：“暴利的时代 已经过去，管理的时代即将来临”。在那之后数年，商学院高层管理班中有越来越多的学员 选择自行创业；“海归”们则纷纷进驻到中关村的科技园区。由创业和创新驱动的下一轮经 济繁荣眼看就要来临。 然而正在此时，宏观环境开始逆转。政治上，被视为私有化动因之一的“中国特色的 联邦主义”早在若干年前就随着一些地方大员的下台而受挫，如今又因为中央政府对宏观、 甚至微观经济的调控而倍受考验。经济生活上，经济主题的制造权重新回到了日益强势的国 企手中。社会思想上，私人企业和个人的投资热情及创业精神受到压制。 后一点在对房屋市场的打压政策上明显表现出来。大多数的房产拥有者只是在正确的 时候作出了正确的投资决策而已。从本质上讲，房价的上升只是他们的风险回报。但今天他 们却被冠以“炒房”、“投机”的罪名，突然被社会所抛弃。政府的研究部门动辄测试“国有 银行承受房价下跌50% 的能力”，似乎房产的主人——普通居民——是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可 以予取予夺的。 很多人争辩说，除了少数炒房者外，大多数“老百姓”只有一套用于自住的房产，所 以房产价格下跌对他们影响不大，反正他们又不卖房子。但这样的说法完全忽略了居民个人 作为经济活动参与者、甚至作为可能的创业者所起的作用，而把他们视为市场上无足轻重的 沉默一群。新一代的创业者最有可能从拥有起步资金、技术知识或者商业眼光的人群中产生。 而这个群体最容易在有房一族中找到，因为只要是稍有经济头脑和投资实力的知识阶层，一 定会在过去十年中购入房产。比如说，一个拥有价值五百万元房产的潜在创业者，他原来是 可以通过抵押贷款得到至少两百五十万元的投资或创业资金的，假如房价真地跌去一半，他 的创业冲动和市场机会可能就此消失。因为房子很可能是他最主要的资产，难道他还能指望 国有银行给他提供别的融资渠道吗？中国经济本来已经具备了鼓励创业和商业活动的良机， 那就是较高的住房价格所带来的投资者个人净值增加，伴随着相对较低的商业房屋租赁成 本。但现在这个大好环境却可能被一些受到误导的社会目标所消灭。 不要以为这样的隐性社会损失无关紧要。早在1990 年，Ben Bernanke （也就是现在的 联储会主席伯南克）和Mark Gertler 就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上发表研究证明，创业者的个人净值越低，银行提供融资的代理成本就越高，结果会导致创 业项目的失败，并且破坏金融稳定。因此政府在政策上应该通过转移支出来提高借贷者—— 他们是最有可能的投资者、创新者和创业者——的个人价值。而打压房价，正是反其道而行 之。 我也同意，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让大多数人拥有私有住房，但这样的生活目标更应该 通过个人的财务努力和风险担当，而不是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实现。政府真正应该在乎的，不 应该是有多少人买不起房——鼓励全民买房本来就是需要重新审视的政策——而是房价的 快速上涨可能会扭曲经济价值，使得企业和个人的兴趣从创业和创新转移到房地产投资上。 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高房价并不是问题 （这是社会层面上的“浸没成 本”），但政府应该避免房价涨势长期高过创业者的投资回报。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