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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溪雕版印书剖析 　　 　　研究古籍涉及浙本、蜀本、建本者较多，涉及赣本或金溪版本很少。本文拟就“金溪书”作些探究，以求正于方家。 　　 　　始于何时 　　 　　查阅《中国版刻综录》（杨绳信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江西历代刻书》（杜信孚、漆身起编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可知，金溪县宋代无刻书，元代有金溪危氏家塾刻本《云林集诗稿》（危素撰），可能是请外地工匠坐家所刻。明代除官刻《金溪县志》外，私刻多为中进士在外为官者翻刻己著，不带营利目的。但到万历年间，金溪县出现三个刻书堂号：一为“王世茂车书楼”，万历四十三年刻《当代名公鸿笔百寿类函》；二为“绣谷周氏万卷楼”，万历二十七年刻《官板举业卮言》；三为“金溪书林周文明坊”，刻《易会》；到天启间又出现“金溪王氏一贯斋”，刻《明便通书》四卷。 　　可见明晚期金溪出现了商业性质的刻书作坊，以印书谋利为目的，但规模很小。考证家戴不凡先生在《小说见闻录》中说：“明代戏曲小说恒多赣东人撰写，而刊行者则就近之闽北建阳。”由此可见，明代金溪刻书在赣东一带还没有名气，影响很小，只是始步阶段。 　　 　　繁盛时间 　　 　　明末清初，全国印书数量最大的建阳书业因种种原因走向衰败，长期与建阳有生意往来的金溪浒湾商人先是贩卖建阳书本，后便有人购买建阳一些刻书世家流出的书版，带回浒湾印刷。建阳《潭阳熊氏宗谱》中就有熊氏后裔在入清后将“书板数部俱出售浒湾”的记载（《建阳刻书史》），可以说建阳书业之衰，促进了金溪浒湾书业之兴。至康熙中后期，浒湾印书业开始走向繁荣。在乾隆、嘉庆、道光100多年的时间里，浒湾印书作坊林立，新版《金溪县志》说有作坊店铺六十余家，形成前后两条书铺街，从而进入繁盛时期。从我们现有资料看，主要雕版印书堂号有： 　　 　　大文堂，从康熙到光绪，从业近200年。 　　两仪堂，从康熙到光绪，从业近200年。 　　善成堂，从康熙到光绪，以刻印医书为主，从业近200年。 　　文奎堂，从嘉庆到光绪，从业近100年。 　　忠信堂，从道光到民国石印，从业100余年。 　　双桂书屋，乾隆二十一年刻书。 　　珊城遗安堂，乾隆二十五年刻书。 　　四友堂，嘉庆十八年刻书。 　　广顺堂，嘉庆二十二年刻书。 　　溪邑文林堂谢氏，嘉庆二十四年刻书。 　　槐堂书屋，道光三年刻《陆象山全集》。 　　槐荫书屋，从同治到光绪刻书。 　　绣谷周氏文光堂，清中期刻《两晋演义》。 　　绣谷周氏令德堂，乾隆五十八年刻书。 　　金溪李氏自怡堂，乾隆四十年刻书。 　　绣谷丽泽书屋，同治十一年刻书。 　　绣谷留耕堂，光绪四年刻书。 　　浒湾尚友堂，光绪二十四年刻书。 　　红杏山房，从咸丰至光绪，从业50年以上。 　　旧学山房，略晚于红杏山房，从业50年以上。 　　可久堂，未见刻书存世，但发现可久堂雕版一块（医书）。 　　 　　除以上21家县内刻书作坊外（无堂号刻书未算在内），还有金溪人在外省开设的专门书坊，最著名的有蜀地的周氏坊、汉中的许氏坊、衡阳的吴氏坊（三让堂）。三让堂于雍正末年创办于衡阳，后在长沙开设分店，直到1935年歇业，从业近200年，在湘、楚很有名气。明末清初大学者周亮工亦金溪人，其南京的赖古堂刻书更是有名，亮工对金溪影响很大。 　　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收赴京候选官员李文藻作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的著名文献《琉璃厂书肆记》一文，内云：“数年前，予房师纪晓岚先生买其书，亦费数千金，书肆中之晓事者……陶谢皆苏州人，其余不著何许人者，皆江西金溪人也。正阳门东打磨厂，亦有书肆数家，尽金溪人卖新书者也。”可见乾隆中期金溪人在北京琉璃厂、正阳门摆摊开店出售书籍已形成很大影响。此前后近百年正是浒湾书铺街的繁盛时期。 　　 　　风格特征 　　 　　金溪印书受建本影响极大，浒湾商人先是贩卖建本，后是购其书版印书，故内容、形式、纸墨质量以及多用梨木、枣木、荷木刻版都和建阳相似。可以说是浒湾抓住了历史机遇，在清初建阳书业衰败之际，迅速崛起，填补了建本退出之后的书市空档。故建本的一些不足也被浒湾印书业继承过来了，如纸墨不够精良，追求价廉易售，少见白宣纸、白棉纸等高档书等等。但总的说来，金溪印书业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起步迟，但绵延时间较长；老板普遍文化素质较高；校勘较精，讹错很少；并且在以低档普及本为主的基础上，也刊刻了不少嘉惠士林的学术著作，海内称善。故金溪刻书在促进地方文化发展方面，在弘扬抚州乡贤学术造诣方面，在保存、继承、传播我国优秀的文化典籍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金溪刻书成为了“赣版书”的代表。浒湾书铺街在清中后期成为了江西的印书中心，以至“临川才子金溪书”的民谚不胫而走，传播全国。 　　 　　衰落 　　 　　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