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政治经济学.docVIP

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政治经济学 　　摘要：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都是一国发展的重要目标，这里在一个理论框架中分析了政府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共容。地方官员追求适度的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社会和谐进步，但过高的经济增长会给社会和谐进步带来负面影响――经济高增长负效应。在双重考核机制下，中央要约束地方官员对于社会和谐进步的态度，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和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选择与设置合适的官员考核机制。 　　关键词：地方官员；经济增长；社会和谐；晋升激励；双重考核；负效应；平衡共融；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061.3；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6-0014-09 　　一、引言 　　历时30余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仍未改变；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挑战和机遇并存。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形势严峻，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些新的现象和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同时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有必要厘清超越经济发展认识重返社会建设的现实思路，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政府的组织力量，和谐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创新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用人导向”。意味着，官员干部是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视角，而干部人事制度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从地方政府官员微观个体角度理解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互动实属必要。 　　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地方官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源于政治体制的特点，地方官员不是由地方民众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直接任命或党内选举产生。于是，上下级政府和官员之间存在一种较为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在民众和地方官员之间则基本上不存在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缘于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下级官员为了获得回报有动机按照上级官员的指引和方针行事。在地方官员是一个多任务的承担者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如何处理不同任务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的相对重视程度。然而，中央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相对重视程度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努力成本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谐进步边际效应的大小。 　　自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官员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思路：中央对地方官员实行以经济增长考核为主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中央对经济发展的紧迫需求以及经济增长本身的高度可测性，导致了地方官员将大部分精力投放到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行动中去，充当了企业家或经理人角色。地方官员所需解决的许多任务的绩效难以明确度量，甚至并不在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明确考核范围之内，因此考核之外的工作业绩及成效并不尽如人意。在严重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会不惜损害其他维度的任务的绩效。这种情况在中国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事实，而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潮仍在延续。譬如，地方官员本应该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易于衡量而环境保护取得的成效较难度量，经济增长被中央置于更突出的位置而环境保护过去所受重视程度不够，许多地方官员在发展地方经济过程中往往忽视环境保护，甚至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实现高增长。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继而再走治理之路，成倍的代价和成本往往摊派给后续领导。 　　强调经济建设的“第一重要性”，而且也容易实现和显性表现，以更好地完成上级的指标考核，在对上负责思潮下做到摊派任务的上级合意。这种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以上级考核为主的晋升机制，导致了地方居民偏好被忽视。时至今日，世界上仍未有任何一个国家走出效率优先发展之后转而走向公平，因此极有必要对中国30余年发展之路做出反思。在经济发展和市场转型的早期，这种偏好倾斜和偏好替代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时，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需求。随着人们收入大幅增加、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偏好和需求趋于多样化，此时经济增长已不能完全代表辖区内居民高度多样化的偏好结构。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和其他方面的利益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和谐社会构建被提上了议程，学界对社会建设的呼声加大。此时，中央对经济增长追求的放松和地方追求经济高增长思路发生了冲突。 　　随着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原有依靠加大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释：其一，政治权力掌握在中央而经济权力被地方剥夺的发展生态下，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将会出现新格局并反作用于发展路径选择；其二，国民的社会生活综合需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