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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分层模型分析 　　【内容摘要】 本文对以往出生性别比研究中的若干观点进行了学术评论，并讨论了个别经验统计分析中的方法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应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将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1‰数据和1999年的地区级生育政策数据结合起来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现有子女数量及性别和一些社会特征对出生性别比存在单独的影响，并且肯定了生育政策既存在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也通过其与妇女以往生育结果以及其他社会特征之间的交互效应来影响出生性别比。 　　关键词：出生性别比；生育政策；分层模型分析 　　【作者简介】 郭志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1问题的提出 　　 　　我国出生性别比从1980年代以来出现偏高失调，并且愈演愈烈。早期研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这种失调主要是由于出生女婴瞒报漏报的原因，后来随着不断采用新的调查数据对以往统计结果的核对，大部分人都已经认识到出生性别比失调并不是统计虚幻，而是社会现实。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五普前一年内的全国出生性别比已经高达119．92，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25。 　　近年来对出生性别比失调原因的研究很多，争论也很大。周云、任强（2004）曾对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做过归纳和梳理，涉及到的原因方方面面，即包括育龄夫妇本人的生理状况、以往生育史，也包括个人社会经济特征（教育、职业，户籍类型，流动迁移状况等等），还包括所在的家庭类型，并涉及到居住地的自然和社会地理特征（地形地势和城乡），以及更为宏观层次的社会经济状况。??①至于社会经济特征如何能影响到出生子女的性别，主流认识是某些特征人群有更大的倾向做产前胎儿性别鉴定、然后做选择性的人工流引产。??② 　　一个争论热点是计划生育政策或计划生育工作是不是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认为计划生育与出生性别比失调有关的看法由来以久，但是最初由于这个话题太敏感，公开发表的文献几乎找不到，近年来持这种认识的文献大量增加。但是，主要停留在理论推理的认识阶段，以实际数据分析结果来举证的研究很少。 　　顾宝昌和罗伊（1996）曾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无强制性计划生育，但也存在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来说明中国的计划生育不是主要原因。这种学术观点及其论证逻辑的影响很大、广为引用。就其论证逻辑上的问题，我同意乔晓春（2004）的评论，即这种举证“只能说明对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不受计划生育的作用是可能的，但并不能证明它一定不受计划生育的作用”。也就是说，作为这种观点的支持证据，上述现象可作为必要条件，但尚不充分。 　　并且，我认为还有必要指出，上述推理的缺陷也同样普遍地发生于观点截然相反的研究中。问题在于，不论想支持哪种观点，举证少数例证，都不足以作为充分支持。很多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并不是以确定性方式、而是以或然性方式发生作用的。因此，不服从一般规律的特例总是存在，但是并不能作为充分的反证而否定一般规律的普遍存在。所以，总是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一些特殊案例。但是，这种特例没有普遍性，所以依据它们的理论推理即使在逻辑上成立也不能代表现实中的一般规律。 　　此外，在出生性别比研究中还有一种较有影响的说法也值得推敲。比如，“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和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并没直接关系，二者不是因果关系”，并同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促成了中国低生育水平的早日到来，加速人口转变的实现，间接地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偏高”（原新、石海龙，2005）。应当指出：第一，没有直接影响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因果关系，因为间接影响也是因果关系。这如同计划生育政策和个人社会经济变量都只能通过中间变量来影响个人生育是同一个道理。通径分析模型是一种因果分析统计模型，其主要特征就是不仅分析直接影响，而且也分析间接影响。第二，不可以简单地将直接影响等同于主要影响、而将间接影响等同于次要影响。在通径分析研究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外生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间接影响可能是大于直接影响的，并且间接影响的方向甚至可能会与直接影响的方向相反，结果是间接影响的方向决定了总影响的方向。 　　下面再简评一下四个将生育政策直接与出生性别比联系起来的定量研究。 　　陈友华（2006）利用广东省1997年曾大规模收紧生育政策这样一个条件，对政策调整前后的孩次递进生育结构和孩次别出生性别比进行了对比，得出了生育政策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他的研究视角独特，相当于将广东省的政策调整当作一次“自然”实验（艾尔?巴比，2000：上卷315页），用“实验”前后的变化来反映不同生育政策的影响。但是，这种方法很难应用于一般的横贯数据分析。 　　张二力（2005）用地区级的政策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