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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天命观对中国宗教历程影响 　　 《论语?述而》篇中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很多人就据此说孔子是没有宗教思想或者是反宗教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孔子究竟对鬼神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以及这种观点对中国宗教的发展历程有什么影响，这首先要从孔子的“天命”观谈起。 　　 孔子对天显然是很重视的，只不过他把对天的重视和崇拜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命运结合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孔子看重的不是“天道”这种纯粹的哲学命题，而是“天命”这种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孔子在人生中面临无能为力的结果或需要藉以自我鼓励与安慰时，都会求助于天命。如《雍也》篇中载：“伯牛有疾，子问之，自?ㄖ雌涫郑?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孔子也有一般人的感情，情绪激动起来，也常常把不幸的结果归结于天命而平息心中的不平与悲伤。这种思想，当今的现实社会中我们也会经常看到，无论说话者知识水平有多高或者他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在面临人生的不幸际遇或命运而无能为力时，往往都会无可奈何地感叹到：“这都是命啊！”可见孔子的思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多么深刻与长远。古人讲天命，是上天给予的命运，对孔子来说，这不意味着就要安于天命而无所作为，天命只是意味着开端或者结局的原因，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人生的过程还要靠自己去奋斗，去努力。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卫，围于匡、蒲;过宋，遇司马桓伐木;适楚，厄于陈、蔡，三次蒙难，三次脱险，在他看来，都是靠老天保佑。这说明，“天”的思想对孔子来说是很重要的，并不被轻视。 　　 天固然被重视，但与人相比，孔子的言论中更加重人，这是他的特点，也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宗教思想和观念。他关心的不是天本身，而是天降祸福，对人有什么影响。也就是说，孔子所建立的关于超脱于现实的“神”的概念和观点都是为现实中的人的生活和社会服务的。他对天的态度很简单，充满敬畏。鬼神，他也敬畏，但是敬而远之。敬是敬，但有距离感，不是毫无杂念、纯真地信仰，这与西方的宗教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雍也》中“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在他看来，敬鬼神而远之，是一种比较合适理智的态度，不应沉迷于其中，人事才是最重要的。同样的观点还显现在《先进》篇季路与孔子的话中“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这种对鬼神敬而远之，重人事而非鬼神的态度对我国宗教思想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孔子思想的开创及其发展宣告了中国自古以来宗教思想的终结。现在的中华民族中除了部分少数民族有宗教信仰外，汉族的大部分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这与儒家思想的熏陶不无关系，这也成为有些人说“中国无宗教”的理由。其实在古代，我国与其他文明一样也有自己的宗教思想和信仰的。宗教最初萌动于原始人的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曲折反应，并与人们的终极关怀密切相连。与世界其他文化一样，我国的原始宗教也有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几类，并开始由低级至高级、由自然神到人格神转化。这就是我国宗教思想的源流。但与其他文化不同的是，祖先崇拜的长期延伸，构成了中国人传统观念的重要部分，其远祖崇拜是后世圣贤崇拜的源头;近祖崇拜则是后世宗法文化的先导。进入早期古典文明时期后，殷商时期信仰的神有三类――上帝神、祖先神和自然神，这一时期是中国文明史上鬼神观念最为盛行的神权时代。所谓的“殷人尚鬼”大概就源于此吧。随后的周代虽然继承了殷商的鬼神观念，但是他们也把神与王权结合起来，认为王权为天所授，又为王祖所遗，形成了敬天法祖的传统。于是，宗教与政权、族权三位一体，水乳交融，形成以天帝为皈依，以宗法家族为基础，以君权为核心的国家民族宗教。“敬天法祖”自此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信仰，延绵三千年而不衰。 那么和世界其他古典文化不同，绝对的天神崇拜宗教在我国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而敬天法祖的宗法宗教构成中国宗教的主体，这与周文化造成的人文―理性趋势不无关系。我国文化中的人文传统具有早熟的特点。这也成为孔子“天命”观念的基础与源流。 　　 如果说夏商周的鬼神观念还保留有宗教信仰的特色，那么孔子的出现则阻断了宗教信仰的正常发展，孔子以其创立的儒家思想取代了宗教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民族精神。儒家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史上统治地位的确立，开始于汉武帝遵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尽管在六朝时期儒学衰落，受到玄学和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的高潮下经历空前之厄，儒家文化还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它的核心思想仍构成国人价值观、人生观的支柱，它的影响深入骨髓，必将流于万世。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