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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反哺农业经验教训与我国新农村建设 　　摘要：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而怎样发展特别是怎样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却是许多国家、地区曾经或者正在力图解决的难题。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世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一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反哺农业的各种理念、措施，为我国新农村的建设及实现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政治博弈；政府主导；利益分化；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8)06－0028－04 　　 　　一、欧美历史启示：政治博弈中的长效机制逐渐形成 　　 　　欧美国家扶持“三农”发展，从而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的历程，就是一部通过政治博弈，达到社会集团之间利益整合或妥协的历史。在这个进程中，使得利益天平逐渐向“三农”倾斜，从而形成一种反哺农业、建设农村的长效机制。欧美国家的这种历史进程表明： 　　 　　1.社会要坚定反哺信念。首先，反哺“三农”、实现社会均衡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般规律。农业是百业之母，但时至今日，由于农业生产依附于自然的诸多特点，特别是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不可转移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不能像工业一样，通过科技发展迅速获得日新月异的生产力。在利益差距日益拉大的残酷现实中，如果没有外力作用，资源大量流出以及由此导致的农业萧条、农村凋零、农民贫困就是一个必然结局。因此，为实现社会均衡发展，反哺“三农”同样也是一种必然选择。其次，反哺“三农”、进行利益整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在欧美国家，把社会集团之间通过政治博弈达成利益妥协视作理性行为，并不是不光彩的事，而如果形成僵局或冲突恶化则实属无奈或不智。我国封建社会存续漫长，专制思想影响很深，人民不善利益表达，社会也没有形成崇尚民主的氛围，在政治舞台上，不管是那朝那代，更没有大规模利益集团在制度内达成妥协，以确定国家大政方针的先例。不仅如此，在处理国内问题上，长期以来还造成妥协是软弱，流血即光荣的偏见。在这种历史沉淀下，马上指望农民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在制度框架内采取规范的诉求方式来谋求自身利益实现是不太现实的。通过执政党的先进性和前瞻性以及社会各界努力，将认识转化为行动，反哺农业、建设农村，才能达到长治久安。再次，反哺“三农”，不仅是当前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长远的政治、社会问题。建设新农村，首先是一个如何通过推进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广大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就是说，在农村基层民主、农民意愿表达、农民职业转换，以及农村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生活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的政治、文化、社会方面，同样应加大反哺力度。 　　 　　2.农民要提高利益表达能力。首先，农民要增强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凝聚力。按照乔治?斯蒂格勒的经济规制理论和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要增强凝聚力，关键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农民完成职业和身份的双重转换，一句话，就是要减少农民。一般来讲，人们转变了职业就意味着身份发生了变化，但中国农民除了如参军、考学、提干等制度内迁移符合这条定理外，其他转换途径与身份变化没有多少关系，其依据主要还是户籍制度，要整合这种局面，还有赖改革的深化和创新。其次，农民要习惯以合法渠道表达利益诉求。长期的封建专制压迫，使农民利益表达欲望受到抑制，不善于在体制内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寄希望在制度外寻求解决办法。在政治博弈和阶级斗争领域，如果说欧美国家社会集团的利益表达方式主要是制度内的逐渐疏导型，那么历史上中国在这方面则主要表现为体制外的积累爆发型，即时常爆发的农民起义。尽管中国自古就有“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警句，但囿于封建制度的极端狭隘性和自利性，这种理性长期以来也只能是作为以社稷安危为理由，来力谏君主行善积德的所谓忠言，而不可能渗入到体制的深层而转化为制度框架。以这种历史背景叠加到以法治国的今天，我们深感历史沉淀的厚重：民族未来的希望，还需要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努力。再次，农民要提高合作组织利益表达的有效性。欧美国家的农民组织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个利益集团，是农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工具。在中国，改革以来各地农民纷纷自发成立了各种专业性合作组织，虽然被其纳入的农户数较庞大的农民基数微不足道，但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问题在于：这种民间性、区域性的农民合作组织利益表达功能较弱，远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当然，国家也并没有明确其应有地位，更没有形成像工会、工商联等组织那样，既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又有着庞大的组织系统，这就使得农民合作组织边缘性愈加明显，从而影响到农民意愿表达的有效性。 　　 　　3.政府要将反哺措施落到实处。首先，公示于民，重要反哺措施法律化。欧美国家反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