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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审判对公民道德建设负面效应与应对策略研究 　　摘 要：“媒介审判”在中国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媒介审判”对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有着巨大负面效应。为此，可通过加强媒介自律、加强媒介传播监督、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等方法应对。 　　关键词：媒介审判；公民道德建设；媒介监督 　　随着时代进步，大众传媒得到迅猛发展，其传播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力日趋加深。“媒介审判”作为其传播行为之一，不仅对司法独立构成威胁，还对公民道德产生负面效应，阻碍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有效推进。 　　一、“媒介审判”的概念及其在中国的现状 　　（一）“媒介审判”的概念 　　“媒介审判”一词来源于美国，西方学者认为，它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西方的审判大多实行大陪审团制度，组成陪审团的成员为普通公民。如果大众传媒在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负面报道和渲染，陪审团成员受报道影响，就会产生倾向性情绪，影响其对案件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国内学术界，对“媒介审判”的概念还没有做出准确、统一的界定。但总体看来，我国知名新闻传播法学家魏永征教授对“媒介审判”的提法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他将“媒介审判”的主要特征概括为“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1] 　　（二）“媒介审判”产生的社会根源 　　“媒介审判”在中国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第一，司法缺位。当前由于我国制度的不健全，某些领域出现法律空白和漏洞，无法可依，加之部分司法人员自律意识淡薄，自律能力较差等不容乐观的司法缺位现象，经常制造一些冤假错案。面对司法的不公正，公众就寄希望于媒体，希望通过媒体遏制司法腐败，维护自身利益，媒介因此成为救济司法缺位带来的问题的手段与途径。 　　第二，利益驱使下媒体的越位。市场经济下，为了追求巨大的经济效益，媒体想方设法挖掘公众的关注焦点。司法公正相对于其他社会问题更能引起公众的关注。这使得媒体竞相采用法制报道，不惜采用夸张、煽情的语言，无形之中对司法案件产生影响，做出“媒介审判”行为。[2] 　　第三，公众受信息不对称的干扰。在信息社会，社会公众接受信息的途径大多通过大众传媒。当司法案件发生后，民众无法直接接触案件，获取第一手信息，而是通过媒体。这时的信息已经经过加工，很难保证其真实性与客观性。加之司法部门的失语，公众与司法部门之间出现了信息断裂，公众很难获得该案件的真实信息。受信息不对称的干扰，公众在传媒的煽动下，极易产生倾向性态度，为“媒介审判”推波助澜。 　　二、“媒介审判”对公民道德建设的负面效应 　　“媒介审判”的存在对社会必然造成一定影响。有学者认为“媒介审判”的存在能够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促进受众权利意识及参与意识的觉醒和促成大众传媒由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的转变[3]，也有学者认为“媒介审判”的存在严重干预了司法独立，妨碍了司法公正，不利于正确的法治意识和法律观念的树立。[4]这些学者大多从“媒介审判”与司法的关系角度研究“媒介审判”的影响。事物是处于普遍联系之中的，我国正大力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媒介审判”的存在势必对公民道德建设产生影响，并且笔者认为，这种影响更多是负面的。 　　（一）破坏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是每个社会以及社会成员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推论出正义原则，将其表述为“所有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5]这条原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拥有基本权利。 　　“媒介审判”中，受市场经济利益的诱惑与熏陶，媒体利用煽情、媚俗的言语对案件进行夸张甚至失真的报道，激起公众对犯罪嫌疑人的憎恨，为了弘扬社会正义，受众盲目地投入到“审判”之中。他们滥用“正义与善良”进行一场盲目的群体行动，侵犯犯罪嫌疑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尹冬桂案”中，人们对于女性从政存在偏见，当案件被报道后，人们便随意判定腐败背后必然存在奸情，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名誉权。 　　媒体还深度挖掘，把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亲属、朋友的相关情况进行报道，严重扰乱这些人的正常生活，损害他们的基本权利。因此，非理性之下的正义并非真正的正义，“媒介审判”不仅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