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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我国哈萨克族游牧经济探析 　　【摘 要】 本文以一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调查资料合集――《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为蓝本，结合田野调查经历，对20世纪上半叶我国哈萨克族游牧经济进行探析。认为哈萨克族是游牧经济，其中畜牧经济在游牧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畜群种类的构成极大地依赖于自然环境，随水草而流动，夏季大聚集，春秋小聚集，冬季是离散的过渡季节。同时经营其他辅助性生业作为补充。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关键词】 20世纪；哈萨克族；游牧经济 　　建国初，中央人民政府历时三年（1950-1952年）向各行政区派出若干个“中央访问团”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除了宣传党中央贯彻的民族平等政策外，收集各少数民族语言、历史、体质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资料成为另一项重要的任务。此举也为日后的民族识别工作打下基础。从1957年开始，国家又组织一批科学队伍到少数民族中开展实地调查，由于“文革”中断了一段时间，一直到1991年方才彻底结束。曾任访问团副团长的费孝通先生说，“调查结果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五种丛书’，除一本综合性的概况介绍外，包括少数民族的志、史、语言的专刊和实地调查资料的汇编，全书共计403册，8000万字。从其成果来说，应当说是我国民族研究的空前创举。”[1] 　　本文所关注的《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即是这一背景和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内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有关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原始资料汇编13篇；第二部分则是据调查资料撰写的报告15篇。调查地点为新疆、青海、甘肃等哈萨克族聚居区。 　　根据笔者目力所及，最早对“游牧经济”概念作出完整定义的当属俄国学者阿纳托利?哈扎诺夫（Anatoly M.Khazanov）。他定义到：“游牧经济应具备以下五个条件：1.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2.一年四季放养牲畜而非圈养；3.季节性根据草场状况迁移；4.全部人口或绝大部分人口都投入到畜牧中；5.贯彻生存第一原则，即生产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2]游牧经济的研究还当以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台湾人类学家王明珂，以及大陆蒙古学家乌日陶克套胡等人为代表。拉铁摩尔关注移动性对游牧经济的影响以及游牧经济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等。他指出，“游牧经济限制了比较进步的企业，除非由被征服者来做，游牧经济本身则限定在移动性的利益之中。”[3]王明珂则强调游牧经济是造成游牧社会差异性的历史本相，即“造成各地游牧社会差异的关键因素是游牧经济，如环境因素、畜产构成与游牧节奏，等等，特别是其中的辅助性经济活动如贸易、农业、狩猎、采集、掠夺等。”[4]乌日陶克套胡则对游牧经济作出明确定义：“游牧经济具体是指游牧劳动者依据自然环境和季节变化，为合理利用草场而有序进行‘游牧’，即四季轮牧为手段的生产劳动为主的经济形态。”[5] 　　透过诸多学者的著述，游牧经济不仅包括牲畜、草场、移动性三者有机结合的畜牧经济，还包括游牧社会赖以生存所必需的其他经济活动，如：种植、商贸、手工、渔猎等。 　　一、畜牧生产 　　游牧于内陆欧亚草原的哈萨克族，自古流传着这样一些谚语：“人群是依靠牲畜来繁荣的”；“草场是牲畜的母亲，牲畜是草场地子孙”；“草肥则牲畜壮”。某种程度上说，谚语本身是实践生活的结晶和真实写照。牲畜、草场和移动性不仅是游牧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游牧社会运行的原动力。“逐水草而牧”指的是在氏族部落制下，遵循着每个氏族都有春秋牧场和夏牧场，作为公有地使用，而冬牧场多为私有。然而，随着部落及其支系的兴衰、瓦解与迁移，牧场往往会陷入再次分配的浪潮中，争夺草场资源的冲突频现于氏族内部和氏族之间。哈萨克族以血缘为纽带联结的“阿乌尔”组织为基本游牧单元，“夏季是阿乌尔最完整的季节，冬季是阿乌尔离散的季节，春季和秋季是阿乌尔逐渐走向聚合和离散的过渡季节。”[6]因此，夏季往往会形成较大的聚落，而冬季呈现零星的点状分布。四季牧场在分布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夏季牧场均在诸水上游的大山中，春秋牧场在中游，冬牧场多在下游。且冬居地距夏居地较远，秋居地距春居地较近，有时春秋两季均在一处。冬居地在可避风雪或雪后被风吹净的地带，芦苇丛中、山崖底下以至沙丘、山谷都是冬居之处，冬季人畜用雪，故水的选择并非重要条件。夏居地多为气候凉爽、水草并茂的地带，如天山、阿尔泰山的高山山麓或淡水湖畔等地。”[7]总的来说，春夏秋牧场，气候湿润、牧草茂盛；冬季牧场天寒、草枯，牲畜吃食情况具有季节之别。游牧生活极大地依赖于自然生态。 　　从畜群构成来看，哈萨克族主要牧养“四畜”。“四畜”具体指马、牛、羊（绵羊、山羊）和骆驼，据地理生态、贸易需求等不同，牲畜种类有较大差异。“绵羊价格高，其毛、皮、肉、油、奶均好，故成为他们经营的主要牲畜；山羊售价低，除产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