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马原论文.docVIP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之论文 PAGE1 / NUMPAGES3浅析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夏雅薇 10经管2班英的案子仍在审理，死刑与否，悬而未决。事实上，前段时间由温州“跑路潮”牵连出的一系列民间高利息集资问题的曝光还在此起彼伏地上演，种种令人咋舌的惊人数字，频繁见诸报端，刷新纪录，刺激着人们脆弱又麻木的神经。这厢边，温州的金融试点改革又在红红火火地进行，吸引了所有希冀中国金融改革的人的目光。将这些近阶段这一系列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的，恐怕就是当前金融体制中存在的深刻问题。这些问题，从最初的萌芽，已经完成了量的积累，目前到了一个集中体现与爆发的时刻，民间自上而下地发出一个迫切的声音——中国的金融体制需要改革！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哲学话题，在这次金融改革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可以以一种哲学的思路将问题理顺。虽然这是一个金融的命题，却不影响用哲学的方法论将它透析。改革是在社会基本制度不变前提下对旧的社会体制的变革，它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在一定社会形态的量变过程中，当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又尚未激化到引起社会革命的程度时，需要依靠改革的途径或手段，来改变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一个顺应民心的改革，不仅能够化解矛盾，而且还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改革是一种辩证地否定，不是对旧制度的完全否定，而是保留旧金融制度中合理的、仍然适合当下情况的部分，并添加旧制度所不能容纳的新内容。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当前推高民间借贷利率的推手就是国家金融的垄断，中、小企业从银行贷不到钱，只能转而向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供求关系最终决定了高的利息，这是一个市场作用的结果。为什么不把高利息完全归咎为民间借贷的不规范欠监管呢？因为如果理性人在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定铤而走险，借高利贷，就说明他们对资金的需求是足够强烈的，甚至是刚性的。很多人在借高利贷时都是这样一种心理——不借是关门倒闭，借了虽然风险大，但还不如先借了钱缓解一下燃眉之急，事情或许还有转机。正是抱有这种心理，很多老板都在第一次资金链出现断裂以后，没有悬崖勒马，而是第二次抱着侥幸心理又去借了更多的高利贷，同时接受更高的年利率，最终掉入利滚利的集资黑洞里。你可以说吴英的案件轰动一时，可能是一个偶然，但温江跑路事件中29位老板的集体性出逃就很难再以偶然搪塞过去，这绝对不是一次追尾事故 引发的连环撞车这么简单，这，带有某种深刻的必然——是中国压抑的金融制度、温州历来豪放与粗犷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民间个人钱袋里按捺不住的过量资本躁动共同酿成的后果。如果说目前的矛盾表现形式还仅体现于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无果转而借高利贷，当这个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矛盾激化必将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引起更多人的不满。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正如吴英案发生以后，很多学者、专家、律师为吴英求情，认为她罪不至死，而吴英犯下那样错误的背后更深刻更根本的原因应该是金融体制的问题。这是一次民间自发的求情，也体现了大多数人对中国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矛盾的一种觉醒。人民认为在这个事件中，不适合再以对某一个人的重罚来宣判整件事情的落幕，吴英的案件必将在中国的金融历史上烙下一个深刻的印记——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这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意识觉醒，人民群众有了自己的判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并最终影响了这个案件的走向——最高法院驳回了浙江法院死刑的判决。人民群众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改变了历史，也缔造了历史。既然当前中、小企业贷不到钱与需要钱的矛盾如此突出，不妨就以这个矛盾为切入点，对这个问题的哲学阐释进行一次“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探讨。首先在这一系列矛盾中最直接的矛盾就是国家从去年开始收紧银根，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没有足够的钱满足所有的贷款需求，于是在先满足大、中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贷款需求的前提下，中、小、微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被严重忽视。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实体经济越来越市场化自由化，而虚拟市场的开放仍然推进缓慢——这就像肌肉发达的右腿，永远受制于小儿麻痹症的左腿。在经历最初的勉力奔跑后，最后还是会以一次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轰然倒下，停下前进的脚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不断地开放，尤其是实体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民营企业得到了国家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也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市场的活力空前旺盛。但相比于越来越自由的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主要是金融业，依然在国家的严密管制之下，虽然经历了引入商业银行，对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在香港上市等一系列改革，但利率、汇率始终没有市场化，金融作为一项钱生钱的工具，可以作为的空间仍然很小，远赶不上实体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