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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机遇与挑战 　　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文■季剑军 　　金融危机后“去全球化”浪潮对传统的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国际分工体系正处于分化重组的关键时期，对即将形成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趋势以及我国所面临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我国在这一分工体系的地位，并为相应的应对之策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国际分工体系的重组 　　（一）国际分工体系“碎片化”格局的形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专业化分工的高度发展使得产品价值链被无限细分，国际分工体系也依照产品价值链呈现“碎片化”的格局。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一国的比较优势已不再仅仅体现为一个具体的产业或行业及特定的产品，而更多的是在整个价值创造链条上的某一环节或工序上组织要素投入和生产的能力，交易效率、专业化分工的程度成为推动国际分工体系演进的主要因素，而以国家层面、商品层面为基础的要素禀赋差异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产品内部，生产按照工序环节进行分工，形成上下游环节间的紧密联系。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主要有五种表现： 　　一是全球中间贸易的迅速增长。价值链的细分必然导致全球中间产品贸易额的不断上升。价值链各环节共同为最终产品提供中间产品生产，产品专有化特征愈加明显，不同环节间的中间产品贸易将随着生产链条的延伸而不断上升。 　　二是服务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价值链各环节的有效联结依赖于交易效率的提升，而这又依赖于服务业效率的提升，运输、物流、售后服务、金融业等服务业的发展将为价值链各环节的“无缝对接”提供条件。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发展：全球经济中的投资和增值贸易》报告，全球价值链涉及大量服务，尽管服务贸易在全球出口总额中仅占20%左右，但服务部门贡献了全球出口增值部分的46%，原因是大多数出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均大量使用服务。 　　三是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资源配置更加灵活高效。新的分工体系改变了产品生产只能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生产的传统方式，价值链各环节的配置取决于成本最小化路径的选择，这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东道国对要素资源的调动和组织生产能力、以及与其他环节的交易成本，一国企业可以基于其自身优势通过各种方式融入到价值链的任一环节中，而不是集中在传统的国家层面的比较优势环节。而要素禀赋在生产路径的配置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小。因此，新型国际分工体系打破了原有的基于要素禀赋的资源配置地缘格局，资源配置更加灵活。 　　四是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各国经济利益相互依存态势更加明显。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专业化分工的高度发展导致上下游环节之间相互“锁定”，每一环节的产品必须和其他环节的产品或服务共同组成最终产品或服务，而且每一环节的生产还会继续按照产品的特性继续细分，即适用于某一环节的产品会再继续按照产品差异性的特征继续细分，这种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产品的特定属性发挥到极致，每一环节产出的通用性、普遍性的特征逐渐消失，产出极具特定性，只能被锁定在某一供应链中，而与其它供应链相斥。同一供应链上的企业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每一环节上的企业是单独的成本控制中心，但其利润的实现是最终产品被市场认可时才实现，分工的高度深化使得特定产品的生产必须依附于特定的价值链才能实现利润，各生产环节间的分工主体是利益共存的。 　　五是增加了各国经济运行风险和宏观调控难度。在宏观层面则体现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特定产品的生产流程中的联系日益加强，从而大大提高了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度和开放效应，并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但同时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自主性也受到冲击，从而增加了一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而唯有技术和配套能力的积累才能促使本国企业获得在全球价值链上更大的延展空间。 　　（二）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全球竞争格局的动态变化 　　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参与国际分工的主体会不断增加，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新兴产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是发展中国家凭借后发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各经济体间的竞争将会日益激烈，全球范围内将会呈现出更加多极化的竞争态势。 　　1、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面临更大空间 　　大量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业务外包到国外，使发达国家国内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促使其将优质资源投入到创新活动和高附加值的业务环节中。这不仅有利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分工深化有效地降低了发达国家企业的运营成本，改善了其经营绩效，并将在新兴产业领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2、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机遇增多 　　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分工节点随着生产链条不断被分割而增多，这为后起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