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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孝道、小农体系与中国经济长期绩效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体系的详细考察，从理论上构建一个真正符合古代中国特性的小农及其家庭的储蓄、投资、生产模型，帮助我们以微观的视角来理解古代中国的生产制度、社会组织制度，进而更好地解释古代中国在近代迅速衰落的现象。 　　关键词：儒家孝道 小农体系 经济绩效 中国经济 　　引言 　　近年来，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同时，对产权的必要保护则是有效率的经济制度的根本特性（North，1973；Acemoglou，2010）。而一些简单的现象就能够佐证这一观点，例如，同样文化体系下的朝鲜和韩国、东德和西德分别处于一个集权的集体产权经济制度和一个自由的强调私人产权的经济制度，集体产权制度下的朝鲜和东德经济萧条，但自由的强调私人产权的韩国和西德则经济繁荣（Acemoglou，2001）。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有学者（李金波，聂辉华，2011）从我国古代际交换契约的性质着手，研究儒家孝道这种特殊的社会规范的作用、形成和维持的内在机理，以此来解释我国古代经济的增长。他们认为，在缺乏储蓄技术和信贷市场的古代经济社会中，家庭会以内部代际物品转移的形式来进行储蓄，平滑消费，应对不确定性。然而，代际交换契约天然地存在难以证实、容易违约的问题，这种履约问题将影响到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投资激励，需要适当的制度安排来对之进行规避。以孝为内容的社会规范正是应这种需求而产生的。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孝道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储蓄机制，是对纵向代际交易产权的保护，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代际交换契约和孝道本身的特性，其实施需要统治者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而统治者的干预则面临着两方面的权衡：一方面推行孝道可以给统治者增加社会总产出和税收，但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其征召军队和对外竞争的成本。因而，统治者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本国的生产技术影响着这种权衡，当统治者面临较强的外部威胁时，其推行孝道的激励就会下降，当生产技术更加偏好于青年人时，统治者推行孝道的激励也会不足。以此为基础，他们撰文描述了古代社会经济的两种均衡：一类均衡和二类均衡。通过梳理历史，认为古代中原文明是一类均衡的典型，匈奴文明是二类均衡的典型，而罗马文明则经历了由一类均衡转向二类均衡的过程。 　　现有关于近代中国迅速落后原因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中国的农业发展路径问题：文化约束说从我国古代社会的整体文化价值层面解释这一难题；产权约束说则从我国古代社会没有建立起保护私人财产权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发明模式说则从我国的技术进步路径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地理禀赋说则从我国的地理位置、地形条件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人地比例约束说则从宏观层面对我国古代的生产要素禀赋着眼，解释这一问题。而笔者认为，解释中国在近代迅速落后更应该从构成我国古代宏观经济形态的微观经济主体—小农家庭入手，研究他们的储蓄、投资行为，进而以微观视角理解古代中国社会以小农体系高度发达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的特性，以及这种经济制度的强“路径依赖”效应，而这正是现有的关于解释中国近代迅速落后之原因的文献所忽略的。虽然已经有学者通过这一视角来解释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特性及绩效（李金波、聂辉华，2011；赵冈，1994），但是，这些解释有如下三个逻辑漏洞： 　　首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推行，确立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汉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到底是否为封建社会有待考证）的官方意识形态根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孝道成为上至王公贵族、朝廷大臣，下至黎民庶人所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孝道治国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同时，汉武帝一系列相互配套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加强了包括孝道在内的儒家思想对于社会规范、国家律法体系的影响。这一系列措施包括：一是继续执行奖励孝道的政策，促进敬老孝顺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二是举孝廉，构建汉王朝统治机构体系，以“孝”为主要标准的察举制成为定制，同时汉代以来的官学由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学体系支撑，强化包括孝道在内的儒家思想对精英阶层意识的影响，形成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是引孝入律，从法律上体现孝的精神，“不孝”成为大罪。因此，古代中国政府的种种诱致孝道成为社会准则的行动证明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孝道”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拟律法”（quasi-law）的体系，孝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类似于一种制度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文化现象。 　　其次，现有的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过分强调文化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投资决策的影响，而轻视了古代中国资源禀赋、要素价格对微观经济主体投资行为的影响，如果文化因素真的是古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那么，为什么没有“孝道”机制约束的古代西欧也经历了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