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法在高校中国当代史教学中价值和运用.docVIP

“编年”法在高校中国当代史教学中价值和运用 　　【摘　要】在高校当代中国历史教学中，可以借鉴学术界“年代”史的研究成果，采用编年法讲授，能使学生对当代中国史上某年有全面认识，引发他们对专业重大问题的思考，同时拓展对当代中国历史内容的了解；围绕某年份进行研究性学习写作，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培养他们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探索精神和实践能力。 　　【关键词】编年；高校；当代中国；历史教学 　　随着创新型教育和素质教育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是高校教学改革之趋势。近些年来，在历史学科中，课堂讨论法、问题教学法、学术动态引入法、历史地图使用法等方法在高校历史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当代史作为政治性和学术性交融的一门基础学科，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进行合理有效的改革，是历史学专业教学改革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笔者在从事当代中国历史的教学中，曾尝试采取“编年”法组织课堂教学，即从某一年份展开讲授，引导学生学习这一年中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可以围绕某一方面或某一年进行写作，这对于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思维能力，开拓学术视野，锻炼写作能力，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1.采用编年法讲授的依据、价值和意义 　　首先，学术研究成果的启发。古代中国非常重视编年体。“编年者，纪事以年月为纲也。”即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记载历史事件。《春秋》、《资治通鉴》等即是编年体史书的代表作。其优点是有利于读者按照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了解历史事件，便于了解历史事件间的互相联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某一年代出发剖析历史的研究著作或论文在我国学术界纷纷涌现。例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葛兆光的《1895年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开放时代》2001年第1期）、严昌洪和许小青的《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忻平的《1937年：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上海人民出版1999年版）、金冲及的《转折年代：1947年的中国》（三联??店2002年版）等论著，分别以年份为中心对该年历史进程进行探讨和论析，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2000年，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办在北京举办了“1949年的中国”的学术研讨会，不少学者提交与1949年相关的论文，表明学术界对这类问题的关注。朱英指出：“从某一重要年份展开对历史的研究，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一种独特方法。这样的研究，对于帮助人们更为细致地了解历史发展进程的缘由与走向，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1]其实，这种方法不仅在历史研究中作用重大，而且在历史教学，尤其是中国当代史教学中也有明显的借鉴价值。 　　其次，拓展了解当代中国历史的需要。中国当代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从学科层次来说，它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朱佳木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当代史的开始。此后，对当代史的研究工作就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了。但严格意义上的当代史研究，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2]因此，当代中国历史中亟待开拓的领域多，拓展的空间大。目前，高校多采取按政治事件，或者几个时间段作为历史分期标志的教学模式来讲授中国当代史，学生虽然能够获得和了解部分国史知识，但是一年中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教育、社会等问题，学生们不一定都能了解。如果使用编年法讲授，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开阔他们视野，做到瞻前顾后，引发思考。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阅读能教给他思考，思考会变成一种激发智力的刺激。书籍和由书籍激发起来的活的思想，是防止死记硬背（这是使人智慧迟钝的大敌）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学生思考的越多，他在周围世界中看到的不懂的东西越多，他对知识的感受性就越敏锐”。[3]因此，通过编年讲授，能够弥补教材内容的不足，增加知识性问题，为学生提供思考空间，开发学生思维能力。 　　最后，能够强化年代观念，增强对“记忆”史学的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记忆和史学相联系的研究成为全球史学研究中的新的发展趋向。[4]2009年12月，《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主办了以“记忆与失忆：价值选择与史学功能”为主题的“史学前沿论坛”，使得历史记忆研究与史学价值问题再次成为热点。根据记忆史学理论，历史记忆可以分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个人记忆是指个人对自身生活与思想的一种阶段性总结。大学生可以对自己出生之年，或开始接受小学、中学、大学等教育时的年份，或某一学年的结束等，都可以进行记忆和总结，对自己也是一种鞭策。集体记忆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奇在20世纪初提出的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即一个组织对共同经历事件的一种记忆。1990-200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英语教科书中出现两个中国人名：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