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研究比较.docVIP

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研究比较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研究在指导方法、多样性基础等方面存在着根本不同，在市场模式、企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等方面有着相通的内容，全面客观地分析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理论的区别和相通内容，对于我们认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理论的科学性，并借鉴演化经济学的有益观点对其不断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2-0026-08 　　“我们可以说X多样性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X以复数的形式存在，即X的实际的、潜在的或期望的值不止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的、潜在的或期望的结果不止一个，即资本主义制度现实的发展形式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多样的。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并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以杰弗理·M·霍奇逊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也对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全面客观地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科学性，并借鉴演化经济学有关理论对其内容进行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区别 　　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都对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在以下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一）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指导方法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毋庸置疑，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但是，“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没有脱离开特殊性的普遍性。如果说资本主义统一性特征就是矛盾的普遍性，那么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就是矛盾特殊性的表现，研究资本主义统一性特征，必然是以考察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作为起点”，因此，马克思是通过以多样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为起点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同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为了认识和指导具体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但在以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为指导认识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时，必须与具体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否则就变成了对立物，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因此，马克思明确表示反对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甚至认为，“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可见，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既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其发展一般性规律，又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特征，因此，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理论的根本方法。 　　演化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是以唯心主义为指导的。因为“他们就把文化、历史、习惯等制度因素看做是形成多样性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决定性因素。这显然是不科学的。虽然，这些非正规制度对形成多样化资本主义模式很重要，但它们不是根本性的。这些上层建筑的内容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实际上，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在经济世界观层面上与新古典经济学殊途同归，都是唯心史观，所以，它同样无法从本质上揭示资本主义多样性产生的深层原因，以及多样性经济模式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基础——“不纯粹性原则”是难以证明的，对此，霍奇逊明确指出：其“不可能正式地被证明，但有关这个原理的部分理由可以通过分析以往历史中社会经济的形成而得到”。因此，可以说“迄今为止，演化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似乎主要体现为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比较的、历史的、制度的、统计学的以及分类学和解释学方法论主导下的成功”，而这种成功根本上是经验主义的，这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是孤立的而不是联系的、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所以，演化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 　　（二）对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基础的认识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造成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体现在两个维度：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横向多样性。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过程中，因为各个国家资本主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