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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式中学语文教师理想 　　国学大师、文史通才钱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八年的中学语文教学生涯，别人深以为苦，他却甘之如饴。在教学中时时保有一种实验意识，“教改”在他看来是家常便饭。那么，他对语文教学发生过哪些有益的影响？他的语文教学实践究竟如何以小入大，实现了一种由教书入学术的伟大？具体而言，他的语文课程观、富于科研意识的教材观以及个性化的作文教学方法又是如何围绕着中华文化来展开的呢？对于今日教师的自省与成长又有何意义？首先摘取他的几个教学行为来观看。 　　一、“为学”与“为人”的统一 　　钱穆曾说：“教大学有时感到不如教中学，教中学又有时感到不如教小学。”主要的出发点是——教书与育人的一体。小学人少，朝夕相处，实现治学做人的统一为最佳。他从十八岁起在无锡乡村小学任教，之后从未停止研读《论语》，一生都在为《论语》式的中国读书理想作注，并且，随着教学与人生经历的丰富，他《论语》式的为学为人理想也日臻完满。事实上，教师自己的文化取向、学术取向若能对学生的人生观发生影响，便实现了一种由教书到育人的伟大，可带动学生一起追求文化生活理想。 　　二、语文教学与中国文化的统一 　　具体来说，钱穆“喜欢教导学生把《论语》当中国‘文学’的源头看，并通过‘反复诵读’，不断感受《论语》中令人陶醉的‘文学’内涵以及中国‘文学’伟大的情感与艺术传统”。他如此自然地将语文与文化统一于自己的教学中，是一个学术型教师。若人人如此，那么孔庆东所言的中学语文界“学术成果”与“教育成果”之间存在的十年“脱节”便可大大改善。 　　当他最终因各种无奈去到大学教书时，常带上学生：“提了手杖，到田野蹊径间漫步走一圈。……诸生也各提手杖，鱼贯追随先生，在乡野间到处乱跑。……有时在乡村茶馆，喝茶吃花生、闲谈；有时席地籍草，或坐或卧，看青天飞鸟，望白云幻变。诸生可随意提出问题请教，先生即海阔天空地随意漫谈。” 　　此处有一重要提醒，这个钱穆教学中经常出现的场景，不是别的，“正是《论语》中反复出现的教学场景”！它的多次出现证明了钱穆??小学、中学到大学，对语文知识的认定从未改变，它不是“与教师的为学为人无关的课本知识”，而是天地人生大舞台。这种大语文知识观，是钱穆对儒家精神的传承，也是他个性化教学的起点，由此去追求语文更深更远的文化出路。也正是这些将丰富的知识转化为行为习惯并渗透在人文活动中的细节，成就了钱穆先生最闪光的语文教学。 　　正因如此，钱穆的语文教学无论在何种境遇下，“无论中国教育遭遇何种复杂紧张的文化变迁背景，都不会迷失自孔子以来便 　　形成的文化精神与追求”。 　　三、文化生命与教育生命的统一 　　大处来说，这也就是丁钢教授所说的“教育将文化加以有目的有意识地保存与传递”，并且“不断地改组并重建着文化”。 　　钱穆自语文教师到大学历史教授的教育生命全因儒家文化的浸润而完整。 　　早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始，循学校旧例，每开一课即自编课外讲义，自成语文教材，而他借编教材要实现一种更宏大的文化追求：“从中国文字学即可推阐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由来。”因此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与《论语文解》合四稿；苏州中学时代，国学著述最丰，逐渐转向历史，成就早年最重要的《先秦诸子系年》；其时还有《墨子》《王守仁》，后有《刘向歆父子年谱》。不难发现，钱穆在教育之路上的研究成果，不仅是一本本为学校语文课程编订的校本教材，而是教学研究中清晰的学术印迹，他的教育生命就是：“一个丰富自我精神，培育自我精神，形成自我个性生命的过程，是本民族文化的教化过程。” 　　四、“身教”与“言教”的统一 　　钱穆出身贫苦，注重“自修”，强调“内省”，寂寞中将书读出深意，学生胡嘉回忆：“钱宾四先生和苏高中其他老师著书立说、努力写作的精神，蔚然成风，对当时学生起了鼓舞的作用。”教师的学术研究带动了学生的主动学习，整个苏州中学校园内学习氛围浓厚。 　　1.教师学习才能激励学生自学 　　钱穆的语言毅力与能力令人钦佩：“因念梁任公言，自修日本文，不两月，即能读日本书。余亦遂自修日本文。识其字母，略通其文法，不一月，即读瑞秋架上此两书。” 　　2.教师写作才能激励学生写作 　　他的写作并非寻常意义上的下水作文，而是学术著作和散文作品，以此带起了一个浓郁的文化氛围。他教国文至燕京大学时结束，最后的成果是一本《燕京旧梦》。 　　3.教师阅读才能激励学生阅读 　　他利用自己广泛的阅读，以身示范，为高中国文课开出了书目，摘录部分有：《诗经原始》《古诗源》《尚书去伪》《荀子哲学》《孟子学案》《史记探原》《读通鉴论》《先秦政治史》《楚辞研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清代学术概论》《玉台新咏》《中国诗选》《词选》《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龚自珍书集》《饮冰室书籍》《胡适文存》《宋元戏曲史》《戏剧概论》等。精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