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节目问题与改进.docVIP

电视问政节目问题与改进 　　现状与特点 　　所谓电视问政，是指执政者通过电视媒体就公共事务与民沟通、公众借此参政议政的传播活动。从2011年开始，湖北、湖南、广东、河南、海南和宁夏等多个省份相继推出电视问政节目，如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鄂州电视台的《焦点面对面》和洛阳广播电视台的《百姓问政》等。这类节目多由以前的政风、行风评议类节目发展而来，一般时长从四五分钟到1小时不等，内容集中于各类热门的民生公益问题，开创了政府执政的新形式，受到各地观众的关注。 　　和传统的批评类节目不同，电视问政节目的最大特点是在同一时空中构建了政府、媒体和公众面对面的公共对话空间，尤其是官员们公开、零距离地直面电视“考问”，政府和官员都要面临更多考验。和时下流行的网络问政相比，电视问政节目的组织化程度更高，其特点是“三直”：直接、直观、直白。其参与者具有政府的权威性和群众的代表性，其内容具有紧贴民生公益的公共性和关切性，其形式具有电视互动的新颖性和鲜活性。①可以说，电视问政节目是我国民主化进程中政府重视问政和Web2.0时代公民传播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不断高涨的产物，它在满足公民传播权、促进参政议政、检验官员的执政能力以及推动政府转变工作作风等方面均具有积极意义。 　　存在的问题 　　电视问政节目是一个新的社会通气阀，可以促进政府高效、实效地服务公众，缓解当下官民之间的矛盾。但是，作为一种新的问政与报道模式，它也面临三大问题： 　　其一，政治层面难以深入。目前电视问政节目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当地政府是否真正支持。绝大多数官员都不愿走进节目，级别越高越难邀请，一方面代替领导出镜的情形比较常见，另一方面基层的政府官员不受重视而较少受邀出场。而且节目选题内容大多停留在公安、交通、城管、食品安全、环保之类的“民生政治”层面，难以触及更为重大、敏感或更基层的实际问题，现场评论也难以做到非常尖锐，这直接制约了问政问责的深度、广度和实效性。 　　其二，可能会流于“作秀”。电视问政节目中尽管常有官员尴尬、脸红冒冷汗的场景，但节目在批评官员的尺度把握上总是如履薄冰，仍然要考虑不少禁忌或限制，比如不能直播只能录播、考题事先透露、暗访内容不能播出等，官员“打官腔”、“说空话”的情形也不鲜见。有的节目则变成了主持人的个人秀，现场观众成为摆设；有的节目虽然人气旺、网上留言多，但涉及的党政机关、管理部门对此茫然不知，说明节目之外仍然存在官方缺位和官民脱离的现象。而且，这类节目已开始形成一种固定的流程与模式，官员们“打太极”的情况在增多，这些都会损害节目的监督力度与效果。 　　其三，后续效力需要机制保障。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评论员吕忠梅认为，虽然在节目现场官员常常承诺“马上就办”，但是往往许多事情要落实很难，所以要从种种现象背后发现体制、机制、观念和文化等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②换言之，要坚决治庸问责、尽快解决电视问政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光靠几期节目远远不够，还要有长效机制来切实保障落实执行。唯有建立相应的制度，才能使电视问政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体制中不同层级的官员，并长久地发挥监督作用。 　　优化与改进 　　解决上述问题并进一步做好电视问政节目，地方政府的切实支持是关键。此外，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定位与选题要恰当。节目必须处理好舆论引导与科学监督的平衡关系，其导向是促进政府及时解决问题、更有所作为，而不应无限放大监督内容或过度批评政府，不是越激烈、越劲爆越好。③在选题上，除一般民生公益外还要扩大范围，比如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电视问政》节目总制片人宋志雄认为，合适的选题是“跳起来就能摘到的苹果”，即现阶段表现突出、应该解决且政府有能力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在有限的节目时空内，不可能也无法纳入公众的全部意见要求，有要求也不可能都得到解决。有些问题很专业，在节目中无法展开或说清楚，所以若选题过多、不当则会影响现场沟通效果，甚至激化民愤。 　　其次，深入跟踪与挖掘。目前这类节目触及官员的层面还很有限，问政效力往往是短暂的，所以除了邀请高级别领导以外，还可多让基层干部出镜，以提高电视问政的覆盖面与实效。不应止于官员的现场承诺，而要就所暴露的问题进行及时、长期的跟踪回访，对相关负责部门的整改行动及其效果应如实反馈报道，给有关单位和社会以交代。如此长期监督，既可督促政府勤于执政、加强整改力度、防止问题反弹，也能强化官民沟通，消除社会负面情绪，深化媒体监督的影响力。还要变官民“问答”为媒体“深问”，挖掘表面问题的深层次问题及其原因。换言之，如果电视问政浅尝辄止，不能公开、深入讨论公众关心的公共事务与问题，那它将如无根之浮萍，失去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节目设计要多元创新。电视问政节目可谓“内容为王”，也可能因其功能性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