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分析.docVIP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分析 　　摘要：在经济和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约束越来越凸显。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背景，研究了有限资源环境对城市化进程的阻碍大小，即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首先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尾效”模型，再利用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半对数关系推导出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模型，然后以江西省为例对其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尾效”进行实证分析。计量发现土地、能源、水资源和环境污染对江西省城市化进程的“尾效”大小分别为?0.017 678 315，?0.114 909 279，0.005 050 95和0.0214 665 3。可见，能源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作用是最为显著的，其次分别是环境污染、土地和水资源。显然，只有大力提高能源等资源的利用率，将生产方式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并且着力提高人们的节约??保护资源环境意识，江西省城市化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经济增长；城市化；资源环境；尾效 　　中图分类号 F061.2；F120.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2-0024-07 　　 　　对于资源环境约束导致的增长尾效分析，国内外学者大都将实证研究放在经济增长的路径上，而且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的［1］。如Solow［2］、Stiglitz［3］、Dasgupta和Heal［4］运用新古典Ramsey增长模型对可耗竭资源的最优开采、利用路径进行了分析，得出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即使自然资源存量有限，人口增长率为正，人均消费持续增长仍然是可能的；Nordhaus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纳入自然资源，分别建立一个有资源约束和一个无资源约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两个模型得到的稳态人均产出增长率之差定义为自然资源的growth drag，并据此测算出美国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增长阻力为0.002 4［5］；薛俊波等研究中国土地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尾效”问题［6］；谢书玲等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运用C-D函数，得出水资源、土地对中国经济增长阻力分别为0.013 97和0.013 201，而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引起的增长阻力为0.145 48［7］；崔云采用C-D生产函数进行分析，度量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土地资源的“尾效”［ 8］；杨杨等通过将建设用地加入到土地资源数据中，估算出水土资源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阻力为0.011 8，是美国的4.92倍，认为水土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至多是中度的［9］。 　　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生增长模型的兴起，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自然资源、环境污染等因素纳入到内生增长模型［10］。Scholz和Georg［11］、Schou?［12］与Grimaud和Rouge［13］等经济学家开创性地将资源环境等因素纳入内生增长模型，经逻辑推理得出，如果技术进步机制足够有效，人均产出具有正的最优增长率是可能的；王海建开拓性地利用Lucas的人力资本积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耗竭性资源纳入生产函数，探讨了模型的平衡增长解，考虑了环境外在性对跨时效用的影响，讨论了在耗竭性资源可持续利用条件下的政策含义［14］；彭水军等通过将存量有限且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引入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产品种类扩张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完整刻画了人口不断增长、自然资源耗竭、研发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机理，得出只有转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率、低产出”为特征的增长方式，才能维持一个较高的、稳定的、具有可持续意义的长期经济增长［15］；陶磊等建立了一个包含可再生资源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最优控制理论得到了模型的稳态增长解，并认为可持续增长不能单方面强调技术进步，对可再生资源的合理利用也能实现可持续增长［16］。可见，内生增长理论的资源环境增长阻力研究还处于理论模型的构建和逻辑的推导阶段，缺乏实证检验。 　　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必然离不开自然资源和环境，城市化所引发的直接或间接需求依赖于资源环境供给能力的维持与提高，城市化进程自然也受到资源环境的限制。然而，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约束研究方兴未艾，鲜有涉及。尽管刘耀彬等首次构建出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消耗“尾效”模型，计算出能源、土地和水资源消耗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尾效”分别为?0.106 074 8、0.003 557 703、0.191 362 401［17］。然而，该研究依然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缺乏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支撑，更对人力资本重视不够。 　　江西省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近年来在贯彻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城市化质量也不断提高，作为创新主体的人力资本对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加大，同时，由于江西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