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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声乐中“字”与“腔” 　　在中国声乐艺术领域里，金铁霖“以民族的为基础，借鉴世界先进的发声方法为我所用，最终形成自己的发声状态”。[1]他一套科学的、系统的民族声乐教学体系，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极大的丰富与推进了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同样在第三次民族声乐论坛上，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刘辉教授提出了“以腔带字”的声乐教学理念，这一新的论点给民族声乐教学又带来了新的活力。2010年5月，笔者在上海音乐学院聆听了一场刘辉教授题为《中国民族声乐的创新与展望》讲座。整场讲座中，至始至终贯穿着他“以腔带字”的声乐教学理念，使我受益匪浅，也引起了我对声乐教学中“字”与“腔”关系的再思考。 　　对于歌唱声腔的研究，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元代。概述“字”与“腔”之间关系的“字正腔圆”最早见于我国传统声乐理论《明心鉴》中的“曲百六要”：“以字行腔，腔随字走，字正腔圆。”它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歌唱审美的标准，另一方面又是歌唱发声方法的秘诀，是对我国民族传统声乐歌唱方法高度的凝炼概括。就像“美声”，既是一种歌唱艺术的风格，又是科学发声方法的代言词。“字正”从字面上理解是正确的吐字，但在声乐训练中应该解释为： 既要正确地吐字，又要使吐字的发音符合歌唱的艺术要求，具有最佳的共鸣。“腔圆”从字面上理解是指演唱者在吐字过程中做到声音行腔音调圆润流畅婉转。声乐训练中则理解为：在演唱行腔过程中，要形成正确的歌唱状态，表达出作品的风格。 　　笔者认为，声乐学习可分三大部分，第一是正确歌唱状态的建立，包括气息的正确运用与控制；第二是歌唱中的正确吐字；三是声乐作品风格的把握，歌唱情感的表达。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字正腔圆”就是在第一部分学习的基础上，来完成第二、第三方面。当今在我国声乐界，有许多专家就这方面的内容展开了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民族声乐的理论。笔者学习之余，想结合自身的一些教学实践，就“字”与“腔”关系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吐“字”与“腔”的关系 　　1、“以字行腔，腔随字走” 　　歌唱是音乐与语言的结合，我们歌唱不但要吐字正确同时还要获得良好的共鸣。“人类语言，由两种音构成，一是元音，又叫母音；一辅音，又叫子音，在汉语拼音中称为韵母和声母。歌唱，主要是要唱好元音，因为人声发出来的延长音基本都是元音，因为语言不同，元音也有各式各样。”[2]可见，唱好元音是吐字的核心问题。在歌唱中使元音具有良好的共鸣，声音流畅优美。“第一决定因素是咽喉、口腔和舌位，即舌的形状，舌的位置变化使声道的路有所改变，这个变化引起共鸣腔的改变发出不同的元音。第二个因素是双唇的动作，要看双唇开着的形状与大小……要将每一个元音都发标准，所有的口型都不同。”[3]古人曾说：“声出于形”。清朝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中说：“声各有形， 其形唯何？ 大、小、阔、狭、长、短、兴、钝、粗、细、圆、扁、斜、正之类是也，欲辨真音， 先学口法， 口法真， 则字无不真矣。”[4]指出了口法、口形于演唱的重要性。有什么样的字就有什么样的腔。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不同的元音（韵母）对口、咽等共鸣腔体都有不同的要求。必须使每一个元音发音状态及共鸣腔体的状态符合元音发音的客观规律和歌唱的艺术要求。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卡洛·贝尔冈齐明确地说：“怎么说话就怎么唱”。所以，笔者认为在练习中低声区歌唱时，由于中低声区歌唱吐字和生活中比较接近，我们可以在歌唱的气息支撑下，去念这些字来体会每个元音自身所固有的发音腔体状态。做到明确字的正确发音，知道不同字腔体的状态。尊重吐字的客观规律，杜绝用同一口型来发不同字的错误观点。故强调不同吐字的音形正是“以字行腔，腔随字走”的主要内容之一。清代王德晖、徐元澄在其合著的《顾误录》中说： “ 字为主， 腔为宾， 字宜重腔宜轻， 字宜刚， 腔宜柔， 反之则喧宾夺主矣。” 明确了“以字行腔” 的具体要求。这些都是“ 腔随字走”、“依字行腔”教学理论的依据。 　　2、“先腔后字，以腔带字” 　　随着时代的发展，声乐作品也在日新月异地发生变化，如不在继承的基础上去发展声乐艺术，就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随着演唱音域的拓展，“依字行腔”应用在高音区的发声，已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美声训练中，有“关闭”、“母音变形”等方法。近年来刘辉教授在结合30年的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提出了，“先腔后字，以腔带字，先声后字，以声带字，声韵同出，腔圆字正”[5]的声乐教学理论，极大丰富了我国的声乐理论，使歌唱高音训练中的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使“以字带声”的传统声乐理论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姚艺君在《“声腔”词源考（下）》对“腔”的诠释之一：“‘腔’，指物质性物体内部空洞的部分。”[6]当声带的振动频率在人体内部空洞的部分引起共振时，就产生了音色优美的声音。所谓“物体内部空洞的